1963年12月，我在日内瓦大学学习期间，被抽调为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国石油技术考察团当翻译。一天，我突然接到我国驻瑞士大使馆的电话，说另有新任务，要我立即返回驻瑞士使馆。返回瑞士后，领导告知，中法正在进行建交谈判，国内决定调我和另一位同学去巴黎参加筹建我国未来驻法国大使馆先遣组工作。
我办完有关退学手续后，于1964年1月初又来到驻瑞士使馆，被临时分配在该馆研究室工作。从在驻瑞士使馆工作和后来去巴黎参加筹建使馆过程中，我才真正了解到中法建交的曲折经过和两国最高领导人作出历史性决策的重大战略意义。

1963 年10 月，周恩来总理（左一）会见来访的法国总统特使、前总理富尔（左二），商讨两国建交问题
 建交谈判曲折，成果双方满意
1962年3月18日，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消除了中法建交的最后一个障碍（因为当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而中国支持阿民族解放阵线进行反殖民主义的解放战争，这就成为中法两国建交的障碍）。戴高乐总统考虑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法国的战略利益，开始谋求打开对华关系。
1963年10月，戴高乐总统派法国前总理埃加·富尔携他的亲笔信，作为其特使访华，同中方领导人商谈建交事宜。富尔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邀请于10月22日抵京的。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先后在北京、上海同他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曾一度出现僵局，症结是法方不愿主动先同台湾断交，甚至试探建交后在台湾保留一个低级别的法国领事官员的可能性。周总理表示：“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不会改变的。”对法方想保留领事官员一事，周总理的回答是：“这不可能。”
为了给双方留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周总理决定暂停会谈，安排富尔夫妇去大同和呼和浩特游览，以便研究新对策。三天后，富尔返回北京，中方提出新的方案。经过反复商讨，周总理同富尔于11月2日就三点默契的措辞达成一致：一、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二、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三、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接着，周总理和富尔分别在建交方案上签字。富尔表示，他的签字是非正式的，有待戴高乐将军作出正式决定。
当天，毛主席接见富尔夫妇时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则表示：“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将把结果报告戴高乐总统。”至此，中法建交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充分展示了周总理高超的谈判艺术，这次谈判也成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结合的典范。
11月5日，富尔取道仰光和新德里回国。11月22日，戴高乐批准了富尔报告的结论。12月12日，法方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瑞士首都伯尔尼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具体事宜进行谈判。谈判中，德博马歇按照戴高乐手谕的精神，提出把确认两国建交的方式由原来在北京商定的互换照会改为发表联合公报或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12月26日，李清泉大使飞往阿尔及利亚，向正在那里访问的周总理当面请示汇报。周总理在百忙中亲自对李大使作了详尽的指示。
1964年1月2日，德博马歇应约来到我驻瑞士使馆继续与李大使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我方按照在北京达成的三项默契，仍坚持以互换照会的方式宣布建交。德博马歇说，他带来的方案也是按照北京会谈精神提出的，只是方式愈简单愈好。鉴于法方没有违背三项默契的原则，李大使随即表示：“如法方实质上坚持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为了照顾法方的困难，我们可以同意法方提出的方式及公报措辞。但是，中国政府将对外发表自己的解释，说明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作出的。”德博马歇听后表示，“将把会谈情况报告法国政府后答复”。德博马歇还主动提出下次会谈日期。1964年1月9日，德博马歇如约来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双方经过进一步协商，就建交公报内容达成协议，并就公报发表的时间取得了一致意见。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了仅有两句话的简短建交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两国政府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次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以下严正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1月31日，戴高乐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戴高乐称赞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是“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文明古国”，“这个民族具有充沛的勇气和才智”，“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发奋图强”。还说，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共产党政权有效地管理几乎整个中国，并在各个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特别指出，法国应“如实地承认世界”，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实际上，在亚洲没有任何政治现实，特别是柬埔寨、老挝、越南或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朝鲜或苏俄或日本等国，无不牵涉或触及中国。在这个大陆上，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战争或和平都是不可想象的。”最后他不无幽默地预言：“法国认为，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仿效法国。总之，在世界的巨大演变中，通过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可能为人类的事业，即为智慧、进步、和平的事业服务，这样的接触可能有助于缓和世界不同阵营之间严重的反差和对抗。”
此前，1月8日戴高乐总统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中法建交问题时，由于法国内政部长反对同中国建交，戴高乐有针对性地强调：“中国并不隐讳，它明确表示希望得到承认。它如实看待世界。苏联人成了它的对手，美国仍然是它的对手。我这样说是引用中国人自己的说法。中国人自己发觉，除了法国没有别的对话者。在他们看来，日本是美国的卫星国；英国已日益衰落；法国存在着，法国是独立的。”戴高乐还指出：“我们之所以出现在北京，那是为了有所作为，那是为了施加影响，特别是为了在东南亚实现和平，使法国能重返这一地区……另外还有一些具体问题。从眼前说，中法建交在经济方面不会有多大影响。从文化角度看，中国人只学英文总有些令人不快。我们在中国存在，我们的文化并不使中国人感到讨厌，这一事实足以使我们扩大在那里的文化影响，世界上将会有更多讲法语的人。结论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最后，此次内阁会议通过了与中国建交的决定。
2月10日，法国政府正式通知台湾当局驻巴黎的“外交代表”：一俟北京的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代表机构”就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台湾当局迫于形势的压力，只好在当天宣布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并撤销其驻巴黎的大使馆。法国政府也宣布相应地撤走其在台湾的机构和人员。至此，中法互派大使的最后一个障碍已被消除，筹建我国驻法国大使馆已具备了初步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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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6 月，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左）向戴高乐总统（中）递交国书后与总统合影，右一为法外长德姆维尔
两国建交被称“外交核爆炸”，开启了世界多极化进程
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总统的这项重大战略决策震惊了世界，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对此，多数国家表示赞同和支持，少数国家表示反对或有所保留，美国甚至向法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
中法建交被国际媒体称为“外交核爆炸”，这是因为：第一，中法曾是分属两个不同阵营的大国，它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进行对话，打破了美苏控制的两极世界的格局。第二，中法两国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两国建交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典范。美国《时代》杂志评论指出：中法建交震动了世界，推动了历史的进程。第三，中法两国都希望尽快建交，这是双方所处的战略环境决定的。戴高乐总统积极同中国建交，是要摆脱美国的限制，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的独特作用。中国当时受到美国的孤立、打压，同时中苏矛盾已经突出，谋求同独立性强的法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对话，可以扩大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回旋余地。这不仅符合中法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法建交实际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迈出的第一步。
着手筹建驻法大使馆
中法两国宣布建交后，我已做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随时可赴法国参加工作。1964年2月中旬，建馆班子领导宋之光代办抵达驻瑞士使馆，同我和另一位同学谈话。他说，我方建馆先遣组原定8人，后因法方只派6名，并且提出两国建馆先遣组的人数和抵达对方首都的时间应该对等，我方只好减少两位。这次我们两人不能和他们一起去巴黎了。我们两人是新手，可先在驻瑞士使馆实习一段时间，熟悉法国的情况，好好地向老同志学习。
这样，我就继续留在驻瑞士使馆研究室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外交见习生。每天，除了为政务参赞当口头翻译外，大部分时间是阅读报刊杂志，重点关注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两国关系的进展情况。有时把报刊上分析性的评论译成中文供大家参考，有时参加形势务虚会，从老同志那里学习如何收集资料、分析研究问题，得出结论，写成调研作品。在驻瑞士使馆工作时间虽短，但对使馆工作如何运转有了粗浅的概念和印象。
宋之光代办一行6人在瑞士首都伯尔尼逗留一段时间后，于2月23日乘火车抵达巴黎。法国代办克洛德·沙耶也于同一天抵达北京。
建馆先遣组在巴黎的工作进展顺利，急需增加人手。不久，我们按宋代办的指示，乘火车去了巴黎。我们是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抵达巴黎里昂火车站的。先遣组的汪华和司机牛师傅，早就在那里等候我们，见到自己同志当然感到格外亲切。
此时，先遣组已从大陆旅馆搬到贝尔戈雷兹大街的公寓套间里办公和居住了。抵达公寓后，宋代办对我们的到来非常高兴，说：现在我们搬到这里办公，一切对外和对内工作都得由自己安排和承担了；大使到任前，我们要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现在时间很紧，需做的工作很多，由于人手少，很难有确切的分工，大家都要当多面手，有什么工作，就主动去干；对外工作要按部就班进行，听从统一指挥。
在这段时间里，我担任过多种角色。有时当翻译，既当口译，也当笔译；有时当传达员，收发信件，接电话，问清来访客人的目的；有时当通信员，由于公寓内没有电传机，每晚把机要员翻译好的密码电报送电信局转发国内；有时去机场迎送来访或途经法国的中国代表团，并为他们订购机票或办理转机手续；有时当领事官员，为访华的人士发入境签证；有时当采购员，采买所需食品和其他日用品。当时没有厨师，工作人员谁有空谁做饭，当没人做饭时，我就成了厨师。一天，国内告知我们所派专业厨师到达巴黎的日期，宋代办决定在厨师到达的第二天晚上在公寓宴请法国客人。之后又突然又接到通知，说厨师因故要晚一两天才能到达。可是晚宴的请帖早已发出，临时更改时间或地点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宋代办看到我做的饭菜还合大家的胃口，就决定由我当“主厨”来做这桌酒席。赶着鸭子上架，我只好献丑了，把在日内瓦留学时向总领馆老厨师学的几手全部搬了出来，软炸鸡、糖醋排骨、酸辣汤，连炒鸡蛋也上了正席，再加上从商店买来的点心作为甜食，就这样凑成了一桌酒席。据说宾主都还算满意，没有对外造成不良影响。
在公寓房子里办公总不是长久之计，先遣组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找到一所适合未来使馆使用的房子。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巴黎西面高级住宅区诺伊市找到了一幢前后带花园、面积有3000平米的独立别墅作为大使官邸。
这是一幢法式三层建筑，坐落在该市古堡大街35号，外部设计精巧，能充分吸收阳光，内部装修别致，色调柔和，给人高雅、温馨的感觉。据说，这栋房子颇有来历。摩洛哥独立前，其国王穆哈默德五世就居住在这里，后来房子被转手到大军火商李普曼手中。李氏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美国籍妻子，后来因为李氏自杀，这位有名的美籍交际花就同她的情人意大利王子居住在这里。在法国，房产税是很高的，加之她又雇了四五个佣人伺候她，每月开支很大，她难以承受，于是以600万法郎的价钱向我们出售了房子，同情人一起去瑞士做寓公了。
笔者在参加对别墅的接收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令人玩味的插曲。我们正式接收房子前，分别到各间房子里察看一下，以了解还有何后续工作要做。正当我们进入房间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彪形大汉手持照相机慌慌张张地在楼上楼下的房间里拍照。当我们询问拍什么时，他们回答是主人要拍照留念。不久，他们匆忙离去。后来，我们在房子发现了窃听器，很难不把它和上述情形联系起来。房子买妥后，先遣组全体人员在大使到任前就搬到新买的房子里办公了。
法国打破常规，高规格接受我大使国书
法国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于5月27日赴京到任，我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也于6月2日抵达巴黎，成为记者们竞相报道的热点。电视台、电台以头条新闻作了报道，并播放了对黄镇大使的专题访谈，各大报刊都在头版重要的位置报道了消息并发表了评论。新闻媒体如此重视报道一国大使的到任是很罕见的。法国政府对中国派来的首任将军大使的到任也表现出了极大的重视。法外交部在黄镇大使到任的第五天，即6月6日就安排他在爱丽舍宫向戴高乐总统呈递国书。更为特别的是，戴高乐总统打破常规，亲自撰写答词。答词强调，法中建交“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世界和平”，法中两囯“必定能够而且应当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呈递国书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当即约定于19日同黄镇大使正式谈话。这一切都是戴高乐重视中法关系的一种不寻常的举动。至此，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进程已圆满结束，中法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黄镇大使到任后，新买的房子既是大使官邸，也成了使馆的办公楼，十分拥挤。在洗脸池子上放一块木板，就是我的办公桌，晚上有些工作人员就睡在车库里。随着使馆经贸、文化、军事等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陆续到来，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住房问题也成了使馆急需解决的事情。国民党政府在巴黎曾有自己的馆舍，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我们未能按时收回，只好在诺伊市离大使官邸不远的比诺大街上租了一栋新建的大楼，并在附近租了一些公寓套间，以解决馆员的办公和住宿问题。
通天交涉，收回台湾在法国的馆舍
说起国民党政府驻巴黎大使馆的馆舍，还得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据说，时任驻法国大使的著名外交家顾维均花5万美元，在巴黎市第八区乔治五世大街11号买了一幢富人的府第。据法国议员协会主席布鲁塞回忆，他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这是一座具有19世纪末法式传统风格的建筑。一层有门卫、传达室、马厩、车库和佣人住房，在前面的主楼和后面的附属楼之间由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小庭院隔开，使人有楼外有楼之感。二层是金碧辉煌并镶有浮雕的会客厅和宴会厅。一条玻璃长廊把会客厅和宴会厅分开，给人走入凡尔赛宫玻璃长廊的感觉。三、四层是主人的书房和卧室，几乎每间房里都装有雕刻细腻的壁炉，取暖设备齐全。这幢房子虽不算大，但地处市中心的黄金地段，与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和法国外交部隔（塞纳）河相望，又同巴黎最繁华的香榭丽舍大街近在咫尺。买下房子后，顾维均因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就到伦敦避难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驻法使馆又回到这里办公。
按照国际惯例，中法建交后，这所馆舍应由中方收回使用。但由于以下原因，房子未能按时移交给我们：一方面，台湾当局为阻止我们收回馆舍，将房子转交给台湾驻联合国教科文代表团使用，因为我国在该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巴黎）的合法席位暂时被台湾当局窃踞。另一方面，北京市政府根据市政建设的需要，统一安排包括法国在内原在东交民巷有馆舍的国家到东郊新使馆区建馆。法方为在北京新建馆舍时处于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也不想很快归还我国在巴黎的馆舍。经我方多次交涉，特别是黄大使通过文化部长马尔罗和法总统府秘书长把问题反映到戴高乐总统那里，并合理解决了法国在北京建新馆的顾虑，法方终于在1967年3月20日归还了我方在巴黎的馆舍。
法国警察将台湾驻教科文组织的人员赶出门外，年老病弱的头头是用担架抬走的。黄镇大使派笔者去法国外交部接收房子的有关文件和钥匙。我向有关官员索要房契之类文件，对方表示没有，只取回了钥匙。
我们接收房子时，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一开门，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惊悚画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死猫干枯的尸体，旁边散落的是书报和纸片；许多房间里都有一个取暖的大煤炉，煤屑和煤灰撒得遍地皆是；向上看，没有电灯，唯有连接着管道的煤气灯；原来金碧辉煌的大厅内墙，现在金箔脱落，裂痕四现，失去了昔日的光泽，完全是一幅家破人亡破落户的景象。
黄镇大使带头，大家轮流参加义务劳动，花了很大力气，才算把房子收拾干净。后来，国内派来了上海的修建队，对房子进行了彻底修缮并按原貌重新装修，更换了全部设备，新装了电梯，古老的府第重新焕发了青春。至此，筹建我国驻法大使馆的全部工作最终圆满完成，至今这座馆舍仍是我国驻法国大使馆本部的办公处。
责任编辑：杨玉珍，原刊于《纵横》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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