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司的规模不大，有6个商标部门，每个部门12个人，除了部门经理有一台电脑，其他人的办公桌上就只有一部座机，外加一本翻得破烂的客户资料本。
进门后，你就能听到喋喋不休的电话铃声，像是走进了华尔街大楼，落魄版的。
商标一部的经理叫李芳，32岁，个子高高的，留着卷发，合体的套装。她匆匆扫了一眼我的简历，说：“你家庭出身一般，父母务农，还有一个弟弟在读书，而且学历不高，要在城市里立足很难。”我点了点头，表示默认。
李芳接着说：“不过我们公司这个平台很不错，在这里，每天都是跟企业的老总接触。只要你认真做，收入上万是小意思。这里是高档写字楼，从此你就是高级白领。只要努力，买车买房都不是问题。”
说完，李芳起身给我介绍部门的同事，刘松，25岁，皮肤黝黑，眼睛很小，留着寸头；成伟，24岁，刚到公司半年，已经拿了几个月的进步奖......
我一一向他们打招呼，李芳安排王燕做我的师傅，带我熟悉工作流程。其实就是练习打电话推销的术语。
公司早上八点半上班，晚上六点半下班，平时有早会、午会和晚会。 
早会一般是汇报头一天的工作，把签单的同事表扬一番，没有出业绩的同事挨个上台说出当天的任务目标。
午会在下午上班前，办公室的音响开到最大，全体同事必须要在一分钟内到前部汇合，迟到的人必须做自我惩罚：蛙跳、下蹲、蹲马步。为了提神，午会常常有些“游戏”，比如用嘴使劲吸气，将名片吸起来传给同事。
李芳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内心的枷锁，让每一个人都爆发出潜力和狼性。
晚会在下班后。公司开完大会，部门还要开小会，每个人都“我随便说两句”，下班时间就到九点多了。公司也会安排一些业绩突出的员工模拟谈单，当给新人培训。有的新人在模拟谈单环节被问得哑口无言，问题越刁钻，得到的许可越热烈。
上班看起来简单，但压力不小。桌上的资料本登记的信息大多过时，经理要求我们每天晚上回家找资料，拷到优盘里，第二天再打印出来。李芳每天检查我们查找的资料数量。碰到资料不够的情况，就会被罚整个上午不准坐凳子，或者到公司副总旁边去打电话。
副总每天上午在电脑前打游戏，下午把没有约到客户的同事轰出去“扫楼”、“陌拜”——拿着名片，去写字楼挨个发，然后找负责人推业务。
为了监督大家的工作情况，每个人外出时都要签外出登记。一来方便经理掌握员工的工作状态，二来也是提防大家出去偷懒。
入职一周，我就被喊去“扫楼”，看到大家接二连三的出单，我心里无比着急。

二
在我孜孜不倦的电话攻克下，终于有客户和我签了一个第43类（商标共45类，不同的行业对应不同的类别）的商标注册代理合同，金额2000元。
我很珍惜第一个客户，十分小心地帮他准备材料，提交申请。但我发现部门的其他同事对这些事务性的东西不大感兴趣，他们更在意如何从客户身上挖掘更多的钱，拿到大额的提成。
到了月底，大家都开始冲业绩。公司的气氛明显变得紧张起来，每天的口号震耳欲聋，我却愈发觉得无力。挫败感笼罩着我，在人群里，我像只无助的小鸟，却祈求不了天上掉下食物，对我投喂。
王燕这时找到了我，她神情严肃地说我们部门距离公司第一还“差点业绩”，让我把上次签的客户分享出来。我提供了客户的电话号码，又把客户的情况说了一遍。
当我小心翼翼地交代，生怕哪个环节疏忽了，王燕打断我：“这个火锅店的老板还记得你吗？”
我有些错愕，不明白她这样问是为什么，只好作答，“记得，我昨天刚给他发短信，祝他周末愉快。”
王燕点点头，朝刘松喊：“刘松，你来打这个配合。”她示意我跟着刘松学习。我有点懵，不知她们要做什么。
刘松让我带上笔记本和客户资料，和他一起到网络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他关上门，开始分析客户情况：“你看看，你这个客户，现在的店只有一家，而且是新开的，他现在对商标注册的流程都不大懂，正是最好对付的时候，只要你说得专业有底气，他就会信你。”说罢，刘松把口香糖吐进垃圾桶，继续问我：“你知道做餐饮的最怕什么吗？”
没等我回答，刘松自顾自说：“他们最怕的是自己的商标申请不下来，或者是别人也要用这个商标。你晓得的，我们这到处是火锅店，大家只能记品牌名字。还有一些想吸收加盟商的，就更需要商标了……你注意听哈，现在10点多，老板这时候一般有空。”
刘松再次跟我确认一遍电话号码，便拿出了自己的小灵通，并示意我不要出声。
“喂，是廖X廖老板吗？”刘松操着地道的重庆话，语气有些傲慢。
“对，你哪位？”
“你不用管我是谁，我问你哈，你是不是申请了一个火锅商标，叫做XX红？”
廖X变得警惕起来，没有正面回答，继续问他是谁。
刘松继续说：“没得啥子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你这个名字，我们也要申请，而且是申请全类别！但是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查了一下，看到你前两天在环宇XX去办了一个委托代理。你只申请了一个类别，是不是嘛？”
“是，我刚申请了，你要做啥子嘛？”廖老板不明就里。
“我给你说了，我们要这个商标，但是你让环宇XX公司的人给你在系统里面设定了预申请——你说你一个小个体户，何必和我们争嘛。你不垮就不错了，还搞什么品牌……”刘松的嘴跟机关枪似的，廖老板几次想插话都没成。
终于，刘松没说了，廖老板的情绪明显很激动，“那个商标我已经申请了，那边公司给我说了，哪个先申请哪个先得，你凭什么……”
刘松对着电话咆哮起来：“你又不申请，你何必保护起来！你这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吗？你赶紧去，给那个环宇XX公司打电话，喊他们取消保护！就这样！”
没等廖老板回话，刘松直接挂了电话。
“等着嘛，一会儿他就会给你打电话，你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实在不行，你就把电话给王燕接。”说完，刘松收起翘着的二郎腿，对墙面上的镜子整理了下头发，吹着口哨走了。#p#分页标题#e#

说服客服收集的剪报 | 作者供图
我刚从小屋出来，果然接到了廖老板的电话。我一下慌了神，像扔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把电话交到王燕手里。王燕斜睨我一眼，按了接听键，声音热情地跟对方寒暄。
廖老板开口就问：“63XXXXXX这个电话号码，是你们公司的吗？”
王燕平静地否认，“我们公司用铁通的电话，开头都是86的，你说的63的应该是电信的。” 
廖老板沉默了会儿，随即问道：“你上次说的，餐饮行业要申请几个类别来着？”
说到了正题，王燕赶紧噼里啪啦介绍一通，举了一些著名餐饮企业的例子，无一例外，他们都在公司签订了上万的代理合同，将所有可能沾边的类别和可能被别人打“擦边球”傍名牌的名字都注册了。
举完例子，她对廖老板总结道：它们无一不是因为重视商标注册，才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
整个过程，廖老板听得很认真，偶尔发出一个“嗯”字。最后，王燕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公司的“商标预保护和监测系统”，声称只要有人试图申请被保护的名称，系统就会告警，还提到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其他公司没有的系统，是因为与国家商标总局的高层“有紧密联系”。
王燕这样一说，廖老板才提到那通电话里说的“商标保护”，当即表示下午来公司一趟。
廖老板抵达办公室时，王燕倒也不着急，对着桌上的小镜子整理完头发，抱着塞满案例的真皮文件夹，小步踏进了会客厅。 
廖老板等候十几分钟，纸杯里的水喝掉了一大半。见到我和王燕，正要说话，王燕先发制人：“对不起啊廖总，刚才有个客户过来，办了一个版权，我这才送走，您久等了。”
她又寒暄了一通，廖老板心不在焉，很快把话题扯到上午接到的电话上。
听罢，王燕格外吃惊，连我都以为她是第一次听说的，她气愤地说： “哎呀，竟然会有这样的事啊！廖总您不要怕，我们有保护系统的，他们抢不走您的商标。您的店到时候还要开连锁店，发展加盟商，怎么可能把商标给他们啊！”
二十分钟后，廖老板在王燕的建议下，额外签订了11个类别的商标注册代理合同，又把图案商标申请版权保护，共计花费33000元。临走前，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赶紧把申请递交上去。
三 
送走廖老板，我有点后怕，悄悄问王燕：“打配合不违法么？”
王燕莞尔一笑，“我们是正规的代理公司，怎么会违法呢？客户走的时候千恩万谢，你觉得他会怀疑什么。就算他怀疑，现在合同也签了，钱也收了，没什么问题的。”
我还是有点不解：“客户这些商标，近似的已经很多了，提交了申请也注册不下来啊。”
王燕转着手里的笔，看了看墙壁上的业绩表，神情淡然。“申不申请得下来谁知道呢？商标注册时间那么长，一般都要两年多，到时候他的店还在不在都是个问题，谁还关心这个。”
我还有疑问：“那个版权注册，公司不是定价是3000吗？怎么你收了一万？”
王燕像是被我逗乐了，“你没看到那个廖老板憨乎乎的样子吗，一个配合电话就把他吓得不行了。遇到这种客户，能多收就多收，除开公司定价部分，其余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业绩。这个版权，公司成本价也就1000块不到，剩下就是我们全额提成了。”
说罢，王燕不打算再理我，转身进了财务室。
我又去找刘松：“客户会不会怀疑我们？”
刘松正玩着手机，头也不抬：“怀疑什么？这是我的私人电话，又没有登记名字，鬼才查得到我是谁！再说了，这个客户你不打，还会有其他的公司去挖的。”
“还能以同行的名义去打？”
“用同行的名义，就说得更狠。这些能当老板的，都不傻，你必须把他们弄痛了，他们才会掏出钱。”我听得一愣一愣的，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刘松放下手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些，你以后还要好好学习。”
恰好这时王燕从财务室出来，大声向全公司宣布刚才的业绩。办公区一片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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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天后，好消息又在办公室爆出。商标二部的丁莎莎签了一个超级大单，光是提成她就能拿到3万多。
丁莎莎是一个资深 “老K”(公司里提成点数最高、无责任底薪最高的人的称呼)。在她面前，刘松这样的“伪装者”根本不值一提。
对方是某区县的一个政府部门，专门管理村镇上的农业合作社的，手上有十几个农业合作社需要申请商标。在分享会上，更多的细节披露出来：
丁莎莎先安排了两个同事冒充另外两家公司的员工，同时联系客户，提高价格，降低服务，塑造出我们公司服务好、价格低的假象；随后，她专门去拜访客户，带去了一些小礼物；最后，她前脚刚离开客户办公室，立马安排打配合。
政府单位的客户有一个好处：不差钱，但也有一个很大的坏处：上级部门多，请款周期长。对付这种情况，丁莎莎应付得游刃有余：村镇上，那些政府部门负责人最怕自己的政绩受到影响，如果当地打造的“地理商标”“集体商标”出了差错，仕途就难保。只要从这两方面入手，让“打配合”的同事加加油，就没有搞不定的客户。
“配合打得好，合同签得快，请款不等待。”
分享会结束时，台下掌声一片。王燕悄悄探过头对我说：“这才是厉害角色。你那个廖老板，总价也才三万块钱，你怕个屁。”
在丁莎莎的刺激下，我签下了第二个意向客户余老板。余老板经营的是一家食品公司，新成立不久。是块肥肉。
在公司的晚会上，李芳循例问我的工作进展。我把客户是新公司这一点讲的非常透彻，李芳认定这个客户可以“二次开发”。一定要“先发制人”。
当天晚上，我们就制定了一个缜密的“打配合”计划。
这次配合电话，则是由公司河南分部的同事来打。他先是冒充一个河南的老板，用当地的座机给余老板打电话。
河南分部的同事说自己的商标被余老板抢注了，希望余老板可以接受协议，将商标转让给他。他愿意花一笔不小的钱，买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商标。
余老板当然不同意，他在这个品牌上花了大价钱做市场推广，不可能因为一笔“所谓不小的钱”就将其转让出去。
接着，河南同事开始恼羞成怒的表演：他在电话里大呼小叫，极尽恐吓之事，一边威胁说要去商标总局提出异议，阻碍商标的申请；一边又说要找人搞事情，让余老板的生意垮掉。最后扬言要去将这个商标做全类申请，让余老板将来无法在市场上立足。
余老板新公司刚开业没有多久，没料到知识产权会有一场血雨腥风的硬仗。
挂了电话，他马上给我们打电话，请求咨询和援助。我们又是一番苦口婆心地分析和规劝，劝他全类注册，不给别人可乘之机。
最后，余老板将文字商标和图案商标分别做了全类别申请，又把图案做了版权申请，又将近似商标做了“防御性注册”，共计花费120000元。
五
那几年，抢注商标的人比较多，也会碰到一些不买账，上来就骂我们是骗子的人，一经识破，马上就会被公司列为黑名单。只是这种案例很少见。
公司的套路层出不穷，挖好的坑，总有一个能让人跳下去。甚至有些，是必跳无疑的坑。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区县来的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本来是来主城找一家超市谈鸡蛋代销的。为了进入超市，他必须为鸡蛋申请一个商标。
公司的同事一番忽悠，连哄带骗，鸡蛋的商标还没敲定，他稀里糊涂地花了2万多，注册了一个本地知名企业的商标。关键是，这个知名企业的商标是由我们公司代理申请的。按照商标“先申请先受益”的原则，他注定拿不到这个商标。
即使如此，同事还是心安理得地从他卡里刷走了2万多块。
在公司呆了近一年，我实在受不了每天挖空心思地“打配合”，提出了辞职。我走的时候，商标一部的人，除了王燕和刘松，其他的人也都换了一拨。
为了不影响新员工的士气，李芳让我在部门例会上谎称要回家结婚，才同意我的辞职申请。
辞职后，每次我在大街上看到那些经手的品牌都觉得心情沉重。为了逃避客户的质问，我换了手机号和QQ号。决议要重新开始生活。
有一天，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过来，竟然是刘松，“我从环宇XX辞职了，自己开了一家商标代理公司，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到我这里来上班？”
我不知道他从哪拿到了我的电话，想来他自有办法，笑着应付：“你还自立门户了啊？”
电话那头的刘松笑了笑，估计正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这个又没啥技术含量，为啥要把钱给公司赚一截呢。现在创业的人那么多，农产品进超市也要注册商标，多好的市场啊，那些人又不懂，不挣钱干嘛啊？”
“现在不是都在推行网上注册吗？而且现在电话都实名制，你还那样操作啊？”
“搞个电话还不容易，再说了，冒充公检法的诈骗电话都拦不了，谁还能管我啊？”他说完唾了一口，应该是吐了一块嚼烂的口香糖。
作者昕艾，自由职业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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