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
弹指一挥间，
沧海已桑田。
一起来听听
检察老前辈讲述当年检察院里的那些老“规矩”。
办公室的“多功能”
重建后的莒县检察院坐落在县城浮来中路莒县文化宫后边，占地十亩。前边是块空地，向北建有三排砖混结构的瓦房，每排的中间有条向北的路，除前边一排是各科室办公用房，后边两排用作宿舍和伙房。在九二年之前，刑一科(侦查监督科前身)共有两间办公室，30平方米，沿着墙放着八张办公桌，八个人办公。在这里，来审查案件、讯(询)问当事人、讨论案件、接待来科出发的上级领导等。二是办案之余，你拉拉家常，他说个笑话，成了谈论街头巷尾故事的天地，其乐融融。

1979年，重建后的莒县人民检察院
期间，张子德同志说的乡村电视机系列笑话现在想起来也能让人捧腹大笑。讲一个大家听听。话说，某大队刚买了一台电视机，每当夜幕降临，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挤到大队办公室看电视。一天，一部电视剧快要播完的时候突然停了电。这时，一个老大爷把烟袋锅往鞋上一磕，站起身来说，怪可惜的，还剩了个电视机“底盘”看不成了，引得一屋人哄堂大笑。不光这些，院里的办公室包括检察长都是挤在一起办公，它还有个更重要的使处当“会议室”用。当时检察长们在两间穿通一起的房子里办公，遇有传达上级会议精神、业务学习、工作总结或院里联欢等，同志们都抗着自己的椅子聚到这里进行集体活动。那时检察长的办公室，可算得上是院里的多功能厅了。
老检察长的“坐骑”

我们参加工作时，院里有三辆侧三轮摩托车和一辆北京吉普。刑一科、刑二科(公诉科前身)和经济科(反贪局前身)各一辆侧三轮，法纪科(渎检局前身)一辆二轮摩托车。北京吉普放在办公室调配。这些车辆的使用有明确的规定，下乡调查取证、外地出差以及县里有什么重大活动时使用。其他公务像到看守所提审、法院开庭、领导到县里开会等，不论是谁一律骑自行车。
八十年代中后期，单位的公用自行车已经取消了，骑的都是个人的，国家规定每人每月发一块五毛钱的车辆补贴。这钱买辆自行车不够，平时修修补补差不多。有时院领导突遇急事车辆调度不过来，该骑自行车的一样骑，该坐车况不整的摩托车还得坐。何士超同志经常说，一九八四年冬天，突接临沂检察分院的通知让院主要负责人去开会，当时是他驾驶三轮摩托车拉着主持院工作的赵学礼副检察长去的。到会场时两个人都灰头土脸的了，赵检下了车却觉得很爽，叭嗒着嘴说这车不错，关键时候没掉链子，没给耽误事。其实领导没有拿自己当官看，与同志们同甘苦共患难，同志们再苦、再累也就没有什么怨言。

1992年办案人员开吉普车到外地取证
骑自行车办案，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其中穆森同志与自行车赛跑的事，传为美谈。一九八六年冬天，科长带我们到距县城四十里的大官庄乡调查一起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当时穆森同志提出，早晨起晚了没来得及锻炼，想利用出差锻炼锻炼，顺便与我们比一下看看谁先到大官庄。科长笑着答应了，我们几个人陪科长骑自行车沿206国道走，穆森同志自己沿沭河西岸跑步去，骑车的同志没有一个相信他漫山遍野地(不像现在沭河两岸都修了路)两条腿能比过自行车，但当我们迈进派出所办公室时，他早已在那里多时了!

不能“清盘”的潜规则
一九八五年刚参加工作在法纪科，第一次出发，是跟任发枚、李维英等老同志到本县安庄镇调查张某某玩忽职守的案子。安庄镇离县城七十里路，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路是沙子路，走在路上汽车一过粘一身扬尘，近三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后，每个人几乎都成了灰人。
第二天一大早，到十五里外的一个叫左家沟的村调查取证。为了不影响工作，中午让村支书安排到一农户家中就餐，一盘花生米、一盘蒜咸菜、外加炒豆腐和炒鸡蛋。现在看似寒碜，在当时却相当丰盛。饭后我们结账，支书再三推让，领我出发的老同志坚持说吃饭算账是纪律，纪律不能违，规矩不能破。最后按每人一元两角钱与农户结的账。在农户吃饭不比在饭店里饭菜吃得越干净越好，吃不完的为了节俭可以打个包，在农户你需拿捏着点吃，不能饭菜一扫光，这是一个潜规则。规则的形成有真实的故事。有两名政法干警到辖区村庄办案，中午就餐在一农户家吃的是烙油饼，因烙饼的手艺不错，出差的同志吃的很尽兴，吃到最后一块，经一番推让，一个同志刚把手伸向盘子，屋外两个小孩突然“哇”地哭了。原来，农户刚开始就答应小孩待大人剩下时给他吃，孩子在屋外来回瞅着油饼，眼吧吧地看着盘子要空，就急哭了。
“不贴钱”的节礼#p#分页标题#e#

过节发点福利可以增加节日的气氛，如同对联上了门，年味就浓了一样。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春节，检察长为了不影响院里工作，就专门安排办公室为大家采购年货，个人拿钱，单位不补贴一分钱。烟酒糖茶之类的市场已基本放开，谁要就报名，但猪头县里分指标，当年我抓阄抓着了猪头。在食堂看着猪头上放了一张纸写着“刘瑞波”。刚要拿，一边的老同志田纪元开玩笑说：“别拿，别拿，我现在才知道，乜东西叫刘瑞波。”在阵阵笑声中拿走了年货。有时单位集中采购的年货比市场贵的也有，记得有一年，去批发的刀鱼，那时的鱼不像现在那样十斤一份，都四五十斤一盘，冻冰比较多，这个要五斤，那个要六斤的，最后算账比市场上的价格还贵，同志们也没有什么怨言，都很理解。
其实，单位里拿钱给干警发福利，在当时财经纪律是允许的，每月单位从个人工资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作为福利费，这块儿钱不多，八、九十年代每人每年60元至100元不等，也就能弄箱酒、买点糖果。现在福利费没有了，变成工会费了。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在等待观望中停了两年，随着总工会在二0一四年底关于允许过节福利在1000元之内的规定的出台后，院里今年的春节又热闹起来了，单位工会为同志们置办了猪肉、鸡蛋及酒等价值600元的节礼，同志们高兴，家里人也觉得喜庆，这是我参加工作三十年来在检察院免费发价值最多的一次节礼。

“摇把子”锁进盒子里

过去的电话机俗称“摇把子”。检察院的电话机，自一九七八年重建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装有一部，号码是2345，账号107。刚开始的电话，先打到县邮政局总机室，报了账号后再向外分接。八十年代未换成了拨号电话。说来可笑，刚按上拨号电话时我正在电话旁边，怎么打电话，在场的几个人都不会。正好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同事过来，他嘀嗒叭嗒拨了一串数字，打到了上海他老师的办公室。新电话提高了效率，短时间内，可以拨到全国各地。

改革开放，什么都在变，人们的生活节奏变的也越来越快。过去交流感情靠写封信，有急事才打电报。到了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电话的用途也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开会下个通知，有什么问题打个电话请示请示，甚至有什么私事也打电话处理一下。当时公用电话不普及，所有的任务就落都了单位的电话上，每月得上千元的电话费，办公室主任受不了，检察长也坐不住了。一个通知下来，非经检察长、办公室主任审批一律不准用单位的电话，开始一段时间还行，后来电话费还是降不下来，不知是哪一位想的法子，做了一个盒子把电话锁起来，话筒漏在外边，接电话随便，往外打没有审批是绝对不行了。现在每个办公室都装了电话，有时处理不保密的公事，电话在你眼前觉得也不方便，干脆用手机算了。
红白喜事的“份子钱”
检察官也是人，需要交往，需要帮助，也有七情六欲，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去工作，去生活。因共同的志向聚在一起，在一个单位工作，日久总会产生感情。感情的交流需要各种形式，特别是健康的形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莒县检察院的干警谁家有红白喜事，一直延续着凑份子的当地习俗。这个三元，那个五块，买件东西，表达一下心情，不需要谁记着，也不盼你归还。不像现在八顶规定所禁止的，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你给我一百元，到时需还二百元，层层加码，成了赠予者和接受者的负担。
一九八七年冬天，单位的吴同志结婚，政工科的老薛科长说，你们青年去帮帮忙，贴贴喜字，放放鞭炮，凑凑热闹，增加增加气氛，年纪大的就不凑合了。全院七个青年，凑份子花二十六块钱买了个镜匾，都骑着自行车如同敲锣打鼓般送到新房，增加了热闹气氛。现在有时啦起来，都赞叹那时的俭朴热闹。我结婚是在一九九一年初，刑一科的同志们凑了份子，让与我一起参加工作的同志去买东西，他挺实在的，直接找到我说我要什么就去给买什么，再三推让不过，怀着接受人家礼品愧疚的心情从实需出发，让他去花十八元钱给我买了个煤球炉。煤球炉一直陪我结婚、生子、搬新家，伺候全家的一日三餐，在寒冷季节里给我们温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煤球炉早已退休多年。每每想起它，就想起同志们暖暖的情义!
锁起来的电话已成为历史，办公室也不可能再当多功能厅用了，骑车办案已不被效率所允许。过去的故事体现了检察人在“规矩”内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纯正基因，过去的故事凝集着同志们的辛勤和汗水，过去的故事见证了检察事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程,过去的故事也镌刻在经历过的每个人的心底里。
来源｜莒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