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当上和平贩子

肃穆的保守和死硬的僵化之间有所区别。这个家族竭力想要保持现在的状态，但并非对历史潮流没有感觉。从1850年开始，这家人就意识到欧洲新民族身份的觉醒，作出了逐渐的、下意识的调整。曾几何时，这家人只是驻扎在英国、奥地利和法国。几十年后，他们各自变成了非常英国、非常奥地利、非常法国的罗斯柴尔德人。

在法国，爱德华男爵（阿方斯的儿子）修建了一处典型的法国人梦想住宅。他在费里耶尔已经有了凡尔赛一样的宫殿，作为补充，他想要自己的小特里亚农宫，一个有趣的乡村小宫殿。因此，他位于尚蒂伊的忘忧乡间别墅（现在依然是他遗孀的住所之一）只有十个客房，花园的维护也只需要三个人。从化妆师的椅子到走廊里毕加索的真迹、到各种小物件，从有贴有羽毛的瓷器鸵鸟到把手是闪亮红宝石的玳瑁柜子，处处彰显的都是法国人的精髓。相形之下，在占领期间，戈林下令挖出的水泥游泳池更凸显出这个别墅的法国特质。

至于维也纳分支，他们肆意地热爱音乐，即使到今天，热爱音乐也是奥地利的特质（这家人在音乐上的花费比得上一个国家在军费上的开支）。居住在多瑙河边的这一分支最奢华的娱乐就是音乐聚会。在音乐聚会上，男仆们穿着齐膝的马裤，戴着扑了粉的假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头十几年。之前我们也提到过，维也纳皇家芭蕾舞团还在罗斯柴尔德家的花园跳过舞。

英国的情况呢？康斯坦丝·罗斯柴尔德的管家就是盎格鲁- 撒克逊轻描淡写风格的完美写照。“一战”轰炸期间，第一波炸弹投下来后，他走进来，语气单调，就像宣布有一对无聊的公爵夫妇驾到一样：

“夫人，齐柏林飞艇A。”

在1900年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分成了三个独立的分支，这三个分支从未有一刻忘记他们都是罗斯柴尔德的人。然而，他们第一效忠的是他们出生的国家，这种忠诚越来越急迫。这三个分支的生活越来越民族化，欧洲的民族主义也愈演愈烈。

当然了，这家人竭尽所能地想要保护和平，或者说是资助和平。这项任务一年比一年艰巨。伟大的国家不需要依靠少数几个金融家，陆军大臣只需要收税就能组建一个军队。但在188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开始交战，这家人施加了各种压力。有一次，巴黎的银行甚至作出拒绝兑现奥地利大使支票的决定，支票只有区区5000英镑，拒绝理由是大使先生名下的金额

不够。上流社会目瞪口呆：大使是梅特涅家族的人，难道不是这家人的老朋友吗？罗斯柴尔德给了哈布斯堡皇室的外交一记耳光，整个欧洲中部都听到了，议论纷纷。不管怎样，这场战争还是按照日程安排结束了。

相对而言，这是一次短暂的小规模冲突。这家人对大炮的仇恨刻在骨子里，他们嗅到远处更大的硝烟的味道，在别人还完全没有察觉时，他们早就闻到了。

就在同一年，1866年9月12日，安东尼·德·罗斯柴尔德（莱昂内尔的兄弟）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各国在殖民地展开了扩张博弈，他为此心情沉重：“越早摆脱所有的殖民地，对英国越有好处。无论何种代价，我们想要的是和平……德意志、奥地利或比利时怎么样呢？”对于一个在海外有大量投资的人而言，这话真是非同寻常。

这里的关键词是德意志。战胜拿破仑三世之后，这个国家就变成了蒸蒸日上、飞扬跋扈的普鲁士帝国。每一年，柏林军刀的声音都越来越响亮，欧洲各国的首都都听得到。

到了1911年，安东尼发出警告45年之后，他的两个女儿，康斯坦丝（巴特西夫人）和安妮（约克夫人），一起坐上了安妮的游艇“花环”号出行。行驶到波罗的海时，她们遇见了乘坐“霍亨索伦”号的皇帝陛下，对于罗斯柴尔德家的人而言，这真是个很小的世界。就在巴勒莫湾，威廉陛下非常好客。康斯坦丝在日记中描述了皇帝陛下招待她们的午宴，她很谨慎机警，预见到了未来。

“在船上的高级餐厅里，他坐在高高的位置上，”她注意到，“他在游艇上有一个40来人的乐队，我们听着乐队的演奏……他充满敬意地提到了外祖母A……他说：‘我们应该一直做朋友，但我不喜欢有人踩我们的脚趾。’……我希望能再次见到他，但希望下次再见时，他不是我们的征服者。”

威胁是明摆着的，但这家人也不是唉声叹气坐着的类型。坐着游艇，在海面上偶然遇到见一面，这无法扭转全球冲突。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露骨地施压了。但是，也许有人可以推进预防性的谈判？

英国是老资格的调解者，也理应是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不祥之兆最为敏感。令人惊奇的是：最为活跃、最有才能的和平主义者居然是那位罗斯柴尔德人。等到一切都结束了，政治家和从政人员的回忆录才会见诸报纸刊物，公众这才发现罗斯柴尔德家人斡旋于大国之间，作出了很多努力。

但谁会想到这个人是阿尔弗雷德呢？奢侈逸乐之辈中最独特的一个，那个驾驭斑马的人，那个私人马戏团的领班，就是他，紫红色十年 的温室之花，结果冷不防地是一个非常安静又高效的外交官。

不要忘了，他是奥匈帝国驻伦敦的总领事（这一头衔，就像其他的一样，是这家人的传家宝，已经传了三代）。内森·梅耶是第一个收到这一荣誉的人，然后传给了儿子莱昂内尔；莱昂内尔征服议会之后，交给了弟弟安东尼；安东尼没有儿子，就传给了侄儿阿尔弗雷德。总领事完全是个荣誉职位，就像阿尔弗雷德拥有法国荣誉军团的爵士身份，但这一职位提供了一个若有若无的框架，阿尔弗雷德于19世纪90年代在这一框架下开始了自己的努力。他首先是忠于英国王室的臣民，利用这一职位，他也许可以平衡自己作为英国公民的身份。作为一个没有公职的个体，他掌握了堪比首相的资源和关系，他热忱机敏，以不张扬的艺术做到了不偏不倚。

他活动的基地是希摩尔广场的大府邸。这里没有外交礼仪或官方含义的牵绊，德意志的显贵和英国的政治家们聚集在一起。这里有最珍贵的葡萄酒、最好的雪茄、最精美的食物，在这些东西的影响下，他们会喜欢上彼此的笑话、彼此的妻子，也有可能喜欢上彼此的观点。

就在阿尔弗雷德的豪华地毯上，一个处于早期阶段的英德危机平息下去了。1898年，柏林和伦敦因为南太平洋萨摩亚的归属问题起了纷争。柏林方面驻英国的大使是哈茨菲尔德伯爵，阿尔弗雷德的好朋友。阿尔弗雷德听到风声，说是德意志的皇帝陛下想要给英国政府发送措辞非常直截了当的照会。这样粗鲁激烈，会有无法估计的公共后果。罗斯柴尔德着手提供了更为文明的渠道。不久后，哈茨菲尔德大使和女王陛下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并排坐在柔软舒适的皮扶手椅上，他们一起喝着小杯的清咖啡，又用水晶杯碰杯，喝起白兰地。然后，这位德国人的语言就变得与周围环境一样舒适优雅，他告诉了英国人照会的要点。然后，张伯伦用同样

礼貌的语言把消息转达给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接着，索尔兹伯里作出回应，一点儿也没有损失英国的尊严，还让德意志皇帝感到满意。

在美化伦敦对柏林的态度方面，阿尔弗雷德也是同样娴熟。1900年，布尔战争爆发后，德意志的“参议院”号轮船被英国海军扣留，还被彻底搜查。柏林方面激烈抗议。这样一来，英国报纸的反应也是同样疯狂，特别是反日耳曼的《泰晤士报》。柏林方面震怒了。事态到了关键时刻，这时希摩尔广场的府邸再次奢华出场，进行了斡旋。喝着五星级的美酒，阿尔弗雷德悄悄告诉柏林方面，首相大人既没有伦敦报纸渲染的各种激动情绪，也不一定表示赞同。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用暴力对付自由言论，但可以通过阿尔弗雷德的调停表达自己的立场。

“罗斯柴尔德男爵，”这位代理德意志大使在报告中写道，“悄悄告诉我，外交部对报纸上的攻击不满……有位内阁大臣督促他尽一切努力给《泰晤士报》施压。罗斯柴尔德男爵不久就会与《泰晤士报》主编巴克尔先生见面。男爵告诉我，他会严厉地跟巴克尔先生谈一谈这件事。”

不久之后，维多利亚就死了，这样一来，这件棘手的事情就变得容易了一些。现在，他可以用上自己与新国王之间的亲密友谊。他可以得到爱德华七世的同意，让报纸不要这么暴怒，然后就可以邀请《泰晤士报》的家伙们用晚餐，然后把“威严人士”的观点传达给他们。

这个罗斯柴尔德人华丽丽地生活在远离世界日常烦恼的层面，而战争是这个世界最大的烦恼，他对此却最为关心，这看似有些奇怪。他的一封信总结了自己在调解活动中的坚定、得体和顽强。这封信是他写给德意志外交家冯·埃卡德施泰因的，请对方转交给比洛伯爵，皇帝陛下的首相。主要摘要如下：

您的朋友们（我亲爱的埃卡德施泰因）知道，多年来，我一直把两国的利益放在心上；虽然在这段时间，两个政府之间出现了各种值得讨论的事件……最高层、外交部、这个国家本身，对于德意志帝国都极有好感……我自己本人可以证明这一情况属实，因为我多多少少都在幕后，而且一直尽全力想要造就最好的结果。当时俾斯麦亲王是首相，他想要在埃及公共债务委员会派出代表，这一提议立刻就得到了赞同；后来，他开始了一项殖民地政策，也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赞同（在萨摩亚问题上，双方是根据德意志方面的愿望达成了协议）。简言之，就我可以回忆起的内容而言，英国政府已经尽可能地满足了德意志政府的愿望。

现在的形势如何呢？数月以来，也可以说几年以来，德意志的报纸都在不断攻击英国。攻击的程度之甚，权威圈子已经开始疑惑：这样咄咄逼人目的是什么？比洛伯爵或德意志政府是否能够有所行动阻止这一现象？我非常清楚，德意志的报纸和英国的报纸一样，享有言论自由，不受限制……但是，如果报纸上满篇都是友好强国完全不属实的传闻，政府完全可以趁着方便的时候，第一时间表达一下对不实传闻流传甚广的遗憾之情。

……这样的指控不仅仅是让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德意志居民感到愤慨……在德意志大街小巷兜售的关于我们王室的讽刺画已经被警察没收，我们国家的人民听到这个消息会很高兴的。简言之，最近几年，德意志对英国采取了一种“针刺”政策，虽然一根针微不足道，但反复戳刺也会引起伤痛，因此我希望，并且衷心祈祷不要造成这样的严重伤口。我大胆给您写这些，希望您能给比洛伯爵明确地解释一下，在这件事情上，我在英国政府方面的处境真是非常为难了。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尽力做了能做的事情，而我现在觉得您并不完全明白：如果真正理解英国方面，将会有何种的极大优势。也许，比洛伯爵不知道，多位德意志大使都在我家里见过数位赫赫有名的英国政治家。就在不久前去世的哈茨菲尔德伯爵，经常在我家与张伯伦先生见面，他们在两国的大政方针上有着完全一致的意见，在他们共同的爱好方面也是观点一致。

亲爱的埃卡德施泰因，我以非常私人的方式提到这些细节，就是想说明我并不是不了解情况地乱说。现在出现了小小的冷淡，这种冷淡完全没有存在的理由，如果这种冷淡继续存在下去，如果还有可能加重，我万分遗憾……

也许，您可以劝伯爵阁下给我写几句话，回应一下我的观点。我自然只会在最高圈子里展示信件的内容，慎重又慎重。我认为，友好地澄清一下观点，会达成最满意的效果，而且是立竿见影的效果。亲爱的埃卡德施泰因，如果您有机会，请向皇帝陛下保证我百分之百的诚挚。您知道的，我非常尊敬皇帝陛下。

您的，

阿尔弗雷德·冯·罗斯柴尔德

阿尔弗雷德措辞敏感，小心翼翼地解决问题，他的哥哥纳撒尼尔勋爵则公开地表达不悦来增援弟弟。罗斯柴尔德家的情绪对德意志外交部有多重要？至少在危机早期，这家人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了更大的灾难？也许从比洛首相和皇帝陛下的交流中可见一斑。

“我诚惶诚恐地向陛下提出建议，”比洛在给皇帝陛下的信中写道，“是否可以明确地请陛下让伦敦的大使采取可能的行为来打消罗斯柴尔德家人可能的反感，或是因为埃卡德施泰因报告而起的其他看法？”

但是，到了最后，一切都付诸东流。希摩尔广场府邸里温软的劝说，阿尔弗雷德精心推敲下的法语外交辞令，他精湛的安抚，甚至还有他在给埃卡德施泰因的信中，署名时匠心独运地把“德”改为“冯”的做法，都在1914年7月萨拉热窝的爆炸中变成了灰烬。皇帝陛下从游艇上搬到了战艇上。如果阿尔弗雷德崇高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对于皇帝陛下，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都会更好。

战争

这场大屠杀从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边境蔓延到全世界。这是拿破仑战争之后，范围最大的战争。这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失败者，不再是获利者。首先，战争把奥地利分支与英国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分裂开了；从理论上而言，穿军装的维也纳罗斯柴尔德人见到他的法国或英国兄弟，也得开枪射击。

虽然令人胆战，但这样的可能性很小。另一个因素变得更为重要。一个世纪前，在锻造家族的伟大之际，罗斯柴尔德家的人是一群不屈不挠、自私冷酷、皮粗肉糙的人，他们以极大的胜算冲进冲出。现在，成功早已抹去厚厚的茧子。几十年来，这家人最喜欢的战场就是董事会议室或沙龙会议室，在这样的地方，这家人的手段和勇气几乎无人能敌。但到了国与国之间互相撕咬、想要饿死对方时，最有效的谈判武器就是战壕里的机枪。就在几页之前，另一个世界里，阿尔弗雷德给埃卡德施泰因写信时，用的依然是温文尔雅的和平时期的散文体。两年之后，他在战争期间又写过一封信，这两封信之间的区别戏剧化地展示了这家人与陌生的新现实之间的疏远隔离。

防空壕里的坑木严重短缺。现在，阿尔弗雷德已经75岁了，守在希摩尔府邸的壁炉旁，哪儿也去不了。他有些迷惑，想着自己庄园那些美丽的山毛榉，觉得要出份力。他的意见应该送到陆军部某个助手的办公桌上。但在这个层面，阿尔弗雷德谁都不认识，他就给国王陛下的首席大臣写信了。

“我不是专家，”1917年2月28日，他给阿斯奎斯先生写信道，“说到什么样的木材适合做坑木，我就不禁想到自己在霍尔顿庄园里有很多不错的树木，至少有一些适用于这一目的。我是否可以请您派个专家，他能一目了然地作出判断，给出完整的报告。如果我的提议能起一点作用，我则引以为傲。”

一个世纪之前，这家人在大决战中冲进冲出，漂亮地实现了自我扩张。现在，他们举步维艰，背负的不仅有财富，还有重重顾虑。对他们而言，战争已经变成了服务，而不是利益。国家需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阿尔弗雷德把自己最漂亮的树木捐了出来。纳撒尼尔收起了自己铭记于心的憎恶。在战争爆发之际，财务部大臣是大卫·劳合·乔治，纳撒尼尔的政治宿敌。财务大臣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想出法子，避免金融恐慌。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建议和帮助，他是不容易成功办到这一点的。于是，勋爵阁下就要被请到财政部。劳合·乔治想到要见面时有些不安，毕竟，他曾公开说纳撒尼尔是“腓力斯人，其中有些人也受了割礼”。他还骂过其他的话，后来自己也承认：“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家之主，不应该受到这样的骂名。”劳合·乔治想到要来的那个犹太人，觉得来者不善。

“罗斯柴尔德勋爵，”两个人握手时，财务部大臣说道，“我们之间有些政治上的不愉快……”

对方则是一贯的简略直率，对此置之不理：“没时间提那些事情。我能帮什么忙？”

“我就告诉了他，”这位政治家回忆道，“他立刻就开始做。事情办到了。”

纳撒尼尔还做了更多的事情。他放弃了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七十多岁的纳撒尼尔反对社会福利、反对妇女参政论、反对任何一种改革性质的胡说八道，在这些方面，他的态度最粗鲁，他的耳朵最聋，他是极端保守最华丽的化身。但是此刻，他压抑住了可能阻碍英国获胜的每一个冲动。国王陛下的政府怎样才能最好地筹备战争款项？“向富人收税！”这位英国绅士断然说道，“狠狠地收税！”

到了最后，利奥成了三兄弟当中最慷慨的一个。他贡献出自己的儿子。1917年11月17日， 在巴勒斯坦， 伊夫林· 阿希尔· 德· 罗斯柴尔德陆军少校在与土耳其军队作战时倒地身亡。就在这一年，利奥也死了。在战争结束前，纳撒尼尔和阿尔弗雷德也被埋葬在威尔斯登的犹太人墓地。

在法国，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忠诚地支持反抗纳粹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莫里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医院精心护理伤员数月，这一天，她请了几天假，来到自己最喜欢的酒店之一，酒店位于圣摩里兹A。她问这里有没有德国人，经理发誓说，绝对没有日耳曼的东西来玷污她的眼睛。可是，第一眼望过去，男爵夫人就看到了著名的德国香槟制造商，她掉头就走。

罗斯柴尔德人对一处度假胜地感到失望时，并不是换一处，而是创造出自己的胜地。面对自己要做的事情，莫里斯男爵夫人全力以赴，这让人想起了她公公埃德蒙在巴勒斯坦的作为。她一个人把默热沃村庄打造成法国最时尚的冬季游乐场。（今天，她的儿子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是此处胜地的大老板和决策人；无论何种国籍，富有的香槟制造商可以随意出入。）

虽然打造出了默热沃，这次大战对于罗斯柴尔德来说也是残忍的。各处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贡献出了巨额的财产，还贡献出了自己的年轻一代。伊夫林·阿希尔·德·罗斯柴尔德少校不是唯一的伤亡。在奥地利这一边，他的远房堂兄尤金被俄国子弹打断了一条腿。等到1918年，最后一声枪响消逝在战场的上空，一切都不一样了，甚至罗斯柴尔德家族都不一样了。

战后余波

据说，在1917年那个糟糕的秋天，一位罗斯柴尔德女主人走到自己的园林主管面前，因为征兵，园林主管的手下少了很多人。女主人带着一种肃穆、诚挚的天真问他，今年小道上洒了这么多颜色漂亮的叶子，他是怎么办到的？

在战后的秋天，罗斯柴尔德家的绿荫下再次出现了这种异国情调的垃圾，而且留在了那里。这一次是因为预算的缘故，园林主管手下人数不够；花园的各处都显现出凋零的痕迹。突然，这个世界就变得吝啬了。之前，富有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现在，富有突然变得非常复杂，变得如此昂贵。税金上涨，还是飞速上涨，对这家人而言，这是致命的。税务官员更成功地袭击了这家人的保险柜，其程度超过了大多数心怀叵测的敌人。要像罗斯柴尔德人那样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我必须继续呼吸，”据说，在纳撒尼尔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说过，“如果不呼吸，就是我犯下的最严重的业务错误。”这是他典型的粗鲁笑话之一，典型正确。罗斯柴尔德家的银行为家族拥有，依靠的不是上万个股东，而是合伙人的私人财富。这就需要上缴巨额的遗产税。纳撒尼尔死了，当然就是犯错了。我们也知道的，两年之内，另外两个兄弟又重复了这个错误。就这样，国家连续三次从这个家族的财产中挖走了一大块。

阿尔弗雷德的遗嘱让这份损失更为严重。作为一个单身汉，他不需要对妻子或儿女负责，留下的财产比兄弟们还多。即使纳税之后，也还有很多。但阿尔弗雷德一直都不循规蹈矩，连遗嘱也是如此。他没有把遗产大部分留给其他的罗斯柴尔德人，他留给了卡纳瓦隆伯爵夫人阿尔米纳。他的女继承人拿出其中一部分钱，出资赞助了一个大考古探险队前往尼罗河流域。这个探险队在底比斯有了重大发现，找到了图坦卡蒙的坟墓和珍宝。阿尔弗雷德的遗嘱震撼了两个王朝：一是打扰了埃及法老的长眠，二是影响了新庭院家族银行的储备金——第二点的程度更甚。

然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家银行最萎靡的状态并非外部恶劣条件造成的，而是内部心态造成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上演了史诗，他们角色扮演得非常成功。现在，历史如此粗鲁，新世界就这么突兀地取代了旧世界，这家人并不太能适应。他们一些最好的朋友失去了王位，失去了宫廷，失去了王国。他们一些最好的舞会上开始有了一种可怕的噪音，叫作爵士乐。当然了，他们很多的利润落入了政府的口袋。

之前，他们参与创造了那个世界。现在那个世界分崩离析，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站在废墟中举棋不定。他们中有不少人转而在精神世界追求。特别是在英国，他们似乎把爱好当作了藏身之所。两对兄弟接替了之前的英国三显贵，除了其中的一个，新一代的罗斯柴尔德人似乎都没有了先辈身上那种强悍的企业家精神。莱昂内尔·沃尔特勋爵是纳撒尼尔的长子和继承人，他完全沉迷于特陵的动物学博物馆。这座博物馆耗资50万英镑，成了世界上同类型中最好的博物馆之一。沃尔特的弟弟纳撒尼尔也是一个有天赋的自然历史学家，他认真地在银行履行职责，但并不开心，最后于1923 年自杀身亡。

利奥的大儿子莱昂内尔，在埃克斯伯里种满了杜鹃花和兰花，“做园艺是职业，做银行是爱好”。利奥的小儿子安东尼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在剑桥的三一学院拿到了双优学位），也是这一代罗斯柴尔德家人中最现实、最坚定的代表。对他而言，在合伙人房间工作不是敷衍了事，也不痛苦。但是，他的年龄最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声音都很小。

税收咄咄逼人，被收税的人消极被动，结果就是家里的宫殿一座座地消亡。创始人内森位于皮卡迪利大街107 号的西区府邸被拆毁了；根拿士贝里庄园成了公园；阿尔弗雷德希摩尔广场1 号的府邸在20 世纪真正地消亡了——为了缓解五月市的交通拥堵，它被夷为平地，这样人们就能从可胜街直接到达海德公园。

在这些大厦消亡的过程中，最戏剧化的还数皮卡迪利大街148 号的转让。就在这座府邸里，莱昂尼尔和迪斯雷利曾在晚宴上策划了购买苏伊士运河。1937 年，这座府邸也消逝了，变成了奢华的艺术拍卖书册，一共有250 页，其中有64 页是整页插图和大张折叠插页；府邸中一件家具，最初为路易十四定制——郁金香木的书桌，镶有塞尔夫的陶瓷嵌板，卖了5 万美元。

税收部门还把手伸向了这家人在白金汉郡的私有地。1932 年，第二位罗斯柴尔德勋爵不得不把收集的25 万多只鸟类标本卖给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他死的时候，特陵庄园已经空空荡荡，博物馆也变成了公共财产；阿斯顿克林顿的产业蜕变成了酒店；阿尔弗雷德在霍尔顿区的豪华庄园变成了皇家海军的大训练基地。

“一战”后，法国几位重要的罗斯柴尔德人还活着，遗产税的事情就推迟了。他们的财富虽然没有缩水，言谈举止却僵化了。自从父亲阿方斯死于1905 年，爱德华男爵就是法国分支的家长。在他的庇护下，这家人不咸不淡地管理财产，并没有积极地利用财富。

这家人的社交生活似乎也出现了同样的停滞。在这一时期，爵士时代从天而降，有钱人跳起了西米舞，开始挣脱禁忌；上流社会干净利落地一个猛扑，跳出了四轮马车，跳进了跑车。“非常富有的人与你我很不一样。”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纸醉金迷地写道。但是，有那么一段时间，罗斯柴尔德人似乎与非常富有的人很不一样。那时的人们可没有把传统放在眼里，而他们的钱又是从祖辈那儿继承来的。这让罗斯柴尔德人更为迷惑，更加远离他们同一类人的新转向。看上去，罗斯柴尔德人非常古板、奇怪和庄严。

接着，罗斯柴尔德人中的一部分想起来了，走在时代尖端是这家人的传统之一。突然，一些年轻的罗斯柴尔德人轻车熟路地变得狂野起来。20世纪20 年代，亨利（残疾人纳撒尼尔的孙子）开始坐着自己的“爱神”号游艇到处游玩，其行为可真是配得上游艇的名字。亨利开始以安德烈·帕斯卡尔为笔名写时尚剧本；他创建了皮加勒剧院，在蓝色海岸举办了几场最为耀眼、最离经叛道的派对。

詹姆斯·阿曼德横空出世，他戴着高帽和单片眼镜，就像弗雷德·阿斯泰尔和查理·卓别林的混合体。他本身就像爵士乐一样，不和谐却迷人。首先是国别上的迥异：他昵称吉米，作为埃德蒙男爵的儿子，出生在法国；作为维也纳远房姑妈爱丽丝的主要继承人，财产方面是奥地利人，戴单片眼镜也是奥地利人；从国籍还有下议院议员身份而言，他是英国人。他也是个体质虚弱的人。德·格拉蒙公爵的一记高尔夫球让他失去了左眼。他经历了多次腹腔手术，这家人都觉得一旦把旧的胆囊给他割掉，他就会长出一个新胆囊。他骑马也不太幸运，有一种说法是：如果吉米没有做手术，他就会溜到马背上，然后立马掉下来。尽管如此，他还是以极大的精力从事运动、政治、慈善和艺术品收藏活动，一直活到了78 岁。

他有着一种自相矛盾的活力。他穿着礼服大衣，戴着硬领，蓄着连鬓胡须，说话是巴黎人的腔调加上牛津口音——他几乎就是英法两国优雅的滑稽缩影。与此同时，他还是下议院一位颇有成就的自由主义议员。他经常与工党领导人在一起，其中就有安奈兰·贝文。在巴勒斯坦，他继续着父亲的聚居地项目，与工人们用流利的希伯来语交谈。

在赛马场，他穿着高筒靴，戴着单片眼镜，就像是达蒙·鲁尼恩的讽刺画人物做成了玩偶。他的直觉是无价之宝。1921 年剑桥郡障碍赛时，他就上演了典型的“吉米直觉”，令人难以置信：在赛马开始前的几分钟，他情绪高涨，以100 比7 的赌注不断在“米伦科”这匹马身上下注，一直到下注关闭才罢手，观众一片哗然；最后，“米伦科”以领先一个半身位的优势获胜；那天下午，吉米赚到了大约20 万英镑。

对待女性，吉米的方式也非常奇特却不失巧妙。35 岁那年，他突然决定要结婚了，就开始打听合适的结婚对象。在哪儿打听呢？在他所在的一个高尔夫俱乐部的秘书办公室。秘书看了看会员的高尔夫得分：你觉得年轻的多萝西·平托小姐怎么样？她最近在球场很有进步。很快，在拉比的祝福下，他们结婚了，幸福地生活了43 年，共同经历了吉米多面的一生，直到1956 年吉米去世。如今，能干的吉米夫人还管理着亡夫在以色列的慈善事业。

吉米的兄弟莫里斯是一个狂野的罗斯柴尔德人，有着不太一样的狂野。显而易见，在莫里斯看来，这个家族虽然了不起，可还没有出过一个像样的“败家子”。为了填补这一空缺，他是全力以赴而且花样百出。闲暇时，他扮演银行家的角色，他也乐于在法国议会当一当参议员。但是，他主要还是精于做一个“败家子”。他叫得厉害，咬得也厉害。有些人甚至这样说：在20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位列上流社会，如果是女人，至少要被莫里斯男爵摸过；如果是男人，那就得被莫里斯冒犯过。他给自己所处的时代提供了大量为人津津乐道的流言蜚语。在这一方面，他首屈一指。

他各种赫赫有名的故事中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地点是在蒙地卡罗的巴黎饭店。这家饭店认为自家的烹饪是全世界一流水平，也算得上名至实归。然而那一天，一道菜让莫里斯男爵很是不满，他立刻租了一个有大厨房的公寓，把自己的主厨从巴黎召唤来，安置在公寓里。莫里斯住在饭店的套房里，但到了用餐时间，他就会大张旗鼓地到“用餐公寓”吃饭。

真正恼怒的时候，他的行为就会很不一样。在戛纳，他从一个男子服饰经销商那儿买了一条游泳裤。第一次穿着下水，男爵就觉得奇痒难耐。于是，莫里斯男爵就不再游泳，而且把游泳裤脱下来送给了鱼儿，赤身裸体地走在沙滩上。这当然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觉得罪魁祸首是那个经销商，是游泳裤质量有问题，自己很伤心，只不过是自然流露而已。于是，他就把对方的名字和地址告诉了报纸，谁愿意听他说话，他就告诉谁。

当然了，他“最高”（或许最低）的名声是唐璜·德·罗斯柴尔德。他最喜欢的活动场地除了巴黎各大剧院的化妆室，就是多维尔和比亚利茨，分别是在8 月和9 月。在比亚里茨发生了一件特别有代表意义的事情。

20 世纪20 年代中期，在比亚里茨，有一位蛇蝎美女备受瞩目。只要与她有染的男人，要么死了，要么跟她离婚了，无论是何种情况，她都从对方身上捞走了大部分的钱财。有些人觉得她真是莫里斯的绝配。于是，他们安排这两人认识了。这位女士真是美得让人销魂。男爵先生似乎兴致勃勃，立刻就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他不再言语粗鲁，在宫殿酒店，他神魂颠倒，整夜与这位女士跳舞；他大把大把地给这位女士送玫瑰；他在餐桌上当着所有的人，一次次地说自己要把比亚利茨最美丽的项链与法国最美丽的脖子凑在一起。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这个美丽脖子的主人，都觉得这样爱慕的话语就是承诺。

这位女士那一晚成了莫里斯的女人。第二天早上，男爵请她坐进了自己最时髦的一辆车，直接就开到了比亚利茨的顶级珠宝商处。橱窗里挂着一条价值30 万美元的项链，莫里斯陪着她走到了厚玻璃窗前。

“瞧，我亲爱的。”他说完，就吻了吻这位女士。他已经把项链和脖子凑在了一起，然后转身独自开车离开了。

这家人的家族银行退到了幕后，而亨利、吉米和莫里斯还活跃于社交场合，大家继续感受到这家人的存在。这三位向世人展示了：无论此刻他们有多奇特，这古老的力量依然存在。也许他们只是在暗示，不管未来会怎样，这家人还是能华丽地生存下去。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的时候是一首史诗，现在是狂想曲，接下来就要上演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