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母宋庆龄访问俄国

编者按:A.H.卡尔图诺娃是俄罗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术顾问。

她是个大人物——初见宋庆龄

1957年11月，莫斯科大规模地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除苏联外，还邀请了100多个外国代表团。会后举行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由于举行这两个会议，我有机会在两周时间内天天为中国人民的杰出女儿，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孙逸仙的遗孀宋庆岭做联络,，服务工作。 当时宋庆岭任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1月4日或5日(准确日期我记不清楚了)晚上，中国代表团的飞机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着陆，苏共中央和苏联国家的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 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从机场陪同把她送到她下榻的克里姆林宫。

在那天白天我看到，在她住处的上空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因为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毛泽东也下榻在克里姆林宫里，但他住处的上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因为当时他是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来访的。

第二天早晨8点，我来到宋庆龄的住处，门打开了，打破了平静，宋庆龄走进餐厅，用英语眼我打招呼后，我请她去吃早餐，听到宋庆龄会讲英语，我的心里感到轻松了。宋庆龄英语讲得很好，要知道，她是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

就这样，我们的交往开始了。

初次见到宋庆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不平凡，很成熟，我可以不夸张地说，她是个大人物，每次与她见面我都有这种感觉。这表现在她的举止上，性格上和她的谈吐内容上。更表现在她所关切的事情上和她在清晨不受任何打扰时所做的事情上。

宋庆龄有怎样的外貌呢？按我们俄国的标准，她身高中等偏下。1957年她67岁，仍然保持着端庄的魅力，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梳着一头光溜溜的黑发，黑眼睛。虽然她上了年纪，但还很漂亮，有一种安详自尊的美，而且她本人并未为此赋予什么意义。在宋庆龄的脸上映出的是少有的迷人微笑。 她通常穿旗袍，有时穿深蓝色的裤子。

在我陪同她参加的所有会见中或者是在招待会上，宋庆龄作为所有出席者当中最杰出的女国务活动家，始终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性别，她简短而富有内容的讲话，也引起大家对她的注意，当然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她的外表。

我想不起来宋庆龄什么时候开过玩笑，但她常常用和善的口气与人交谈。她膝关节不好，特别是在下楼梯的时候会感到疼痛。在克里姆林宫，从格奥尔基大厅沿着白色大理石阶梯下楼的时候，我和她的贴身卫士轻轻地托着她的手，她还有点儿不好意思，默默地忍着病痛。

夜里要给她在卧房放一个柠檬、一些甜饼干和一个生鸡蛋

宋庆龄对我说，她的作息制度安排得很严格，她坚持她所制定的时间表已儿十年了。早晨4点起床，然后是搞卫生和做健身活动。早上6点她基本上都坐到办公桌旁。8点吃早饭，接下来是工作，开会，会见、外出等。宋庆龄在莫斯科时也坚持这样的作息时间表。

晚饭后，7点钟她自己安静待一会儿。夜里，根据宋庆龄的请求，要给她在卧房放一个柠檬、一些甜饼干和一个生鸡蛋。工作日结束后，谁也不能打扰她。

但我也办过一件令我尴尬的事。宋庆龄一直请求预先告诉她第二天她要参加的会见和活动，以便她的秘书好对她在第二天要参加的活动准确地记录，到晚上好提醒她第二天有什么安排。 一天我在苏共中央部被责成转告一次事先没有安排的邀请，是第二天赫鲁晓夫要接见她。当我来到宋庆龄住处时，已是晚上7点10分。我知道她不喜欢即兴发言，所以我请她的秘书向她转告次日安排的变化，她的秘书断然拒绝在未约定的时间去打扰她。 但赫鲁晓夫的接见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于是我决定亲自向她说这件事，使她能做相应准备。 我敲了门，听到宋庆龄的声音后，我对打扰她表示了歉意。我透过门缝通知了需要做的事情。第二天早晨，她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的不满。 我讲这件事只是为了强调宋庆龄是如何遵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制度的。

有一天，我比约定的时间提前10分钟来到宋庆龄的住处，我看到她正在客厅里浏览杂志并在上面做标记。我们互致问候之后，宋庆龄让我坐下等一会儿。她结束工作后，指着杂志(可能是校样)告诉我,，她在回应该杂志编辑部的请求， 要在为华侨出版的杂志封面上签名。 宋庆龄的威望是很高的，她是该杂志的创办者之一，她的签名足以吸引人们对该杂志的关注。我想，她很明白这一点，并很负责任和很珍惜自己的威望，认真地审读和修改稿子，并不是委托什么人来做这项工作。她有大量的国家事务要做，尽管如此，她还是对这个杂志赋予了很大的希望。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年轻，在它的经济建设方面还需要援助，而华侨明显是这种援助的后备力量。

宋庆龄对自己的讲话是很负责任的。 每次她要进行什么出访或会晤时，都会问是否需要她讲话。如果需要她作出什么简短发言,她都会认真做好准备。

——摘自《伟人印记》，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