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的露西四年前为自己买了两份重大疾病险，其中有一份是瞒着丈夫买的。
露西来北京九年了，换过4家公司，住过3次隔断和板房，嫁为人妻，成为人母。她每天在朋友圈里转发着互联网行业风云变幻的信息，回过头又要处理家长里短。她想主导自己的生活，却不得不在裹挟下做着艰难的选择。
“在北京，消费高，压力大。”露西自认不是个会投资的人，不打算做生意，想来想去，觉得趁年轻的时候多防范风险最划算。
露西一直希冀能45岁退休享受生活，即便岁月流逝，年华老去，也能永远优雅自由。与她同龄的这批人可能延迟退休，这类消息常让她心生忧虑，
她去做了一个家庭的风险测试，找出自己哪个阶段的财务风险、身体风险、家庭风险比较大。最后她认定，60岁以后，无论退休与否，一定要有保障。

“一双有力的大手”
2014年，露西结婚不久，丈夫的朋友向他们推销重疾险。这位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朋友热情积极地展示了琳琅满目的保险套餐，一份重大疾病保险让露西动了心，“涵盖了基本上需要住院的病”。
在北京生活的这九年，露西曾在数不清的夜晚通宵达旦的工作。第二天还未彻底清醒，就已经在地铁上摇晃着迎来新任务。她曾患上咳疾，因熬夜而心悸，常吃来路不明的外卖，得过胃病，而至于久坐后的腰间疼痛，以及长期对着电脑的双眼感到干涩，已经是家常便饭。
露西缺乏安全感，害怕死亡，担心疾病拖垮家人。于是决定为自己和丈夫孩子各选定一份重疾险。等到需要大笔花钱之时，至少没有后顾之忧。
未来，她想当一个“有钱优雅”的老太太。当然，也不要太老。她看到身边的长辈退休后，要么带孩子，要么无事可做。
露西有一个伯伯，当了一辈子老师，打算明年退休后陪着外孙女高考。还有那些靠少量退休金度日的长辈们，依旧过着精打细算的生活，到菜市场买打折的蔬菜，报低价旅游团。同时对疾病和死亡有深深的恐惧，买着成千上万的保健品。那不是露西想要的生活。
2014年初，露西签下了这份重疾险协议。每年近6000元的保费对她来说是一笔大数字，虽然心疼高额的保费，但在落笔的那一刻露西心里却“舒畅又踏实，仿佛多了一双有力的大手。”
签下保单后，露西感觉吃了颗定心丸。“现在我生病有保险，养老有保险，虽然也害怕死亡，恐惧疾病。但至少知道一旦发生意外，父母和孩子不会被拖垮。”对她而言，这份保险赋予了她更多安全感。
但很快，这份期待落空了。
2015年11月的一天，露西找到投身保险行业的前同事，咨询养老险的相关问题。前同事提出先帮她做一个家庭风险测评，要求看看露西曾经买过的保险，再有针对性地向她推荐。
两人约在露西公司的楼下，查看曾购买的重疾险协议。翻开面前的协议，露西才发现自己当初满心欢喜签下的保险合同，受益人并不是自己。
当初夫妻俩商议，为一家三口分别购置一份重疾险。受益人是她或者夫妻俩。出于信任，露西在签保单前没有特地去查看保险受益人。但白纸黑字上，露西和孩子保险的受益人都变成丈夫的名字，而丈夫的受益人却是他的父母。
那一刻，露西差点“破碎得站不起来”， “像被最熟悉的人扔到荒野”。
咨询师告诉她，一旦发生意外，她得到的保障微乎其微，保险金会全部进入丈夫的口袋。
那天，露西一连两次按错了办公楼的电梯楼层。坐在办公桌前，她心里憋到发懵，想立刻打电话去质问丈夫，骂他一顿。但转念一想，要是让婆婆知道，反而会对她不满，便独自吞下怨气。不如自己悄悄买一份保险，心理平衡。
那天下午的工作任务很繁重。露西面对着电脑屏幕前的Excel表格，无法静下心来，最熟悉的数字也变得陌生了。
那一刻，她明白了，她心死了。
婚姻与保险
露西后来才知道保险是目前婚后财产中唯一不受管辖的对象。即便婚姻关系破裂，保险的赔偿金不在夫妻共同财产里，只属于受益人所有。
在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丈夫更改了受益人的名字。这点刺痛了露西。
这样的经历之后，她萌生买另一份重疾险的想法，笃信女人把婚姻看作避风港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信仰”。
那年，露西孤身一人从外地嫁到北京。在外人眼中，露西是被同龄人羡慕的对象。她是公司的中层，工资优渥。公婆是北京人，有一套早年拆迁后的还建房，他们一家人住在里面。没有房租的负担，看似稳定的家庭，但身在其中的露西心中依然被不安全感充斥。
露西的不安感来源家庭和婚姻，她在北京唯一可以依赖的家，时常逼迫得她喘不过气。
五年的婚姻让她发觉，婚姻更像一个合作公司，两个股东共同付出，但是风险很大，随时有撤资、破产的情况。老道理总是能在最不相信它的时候给人当头一击。“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悲剧和离别每一秒钟都在上演。两个人即便牵手走在路上，一不小心也会分散。”
婚后，露西和丈夫、公公婆婆、丈夫的姐姐一家人住在一起。虽然共处一室，有时她觉得自己像是从外面凭空介入的人，小心翼翼地拉近距离，但似乎还是被无情地拦在门外。
公公婆婆成了外来媳妇露西的第一重“围墙”。公婆不同意她和丈夫搬出去住，一大家子九口人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小院里。下班后即便累得虚脱，露西也要硬撑着给所有人做饭，十菜一汤。丈夫骨子里刻着“大男人”三个字，认为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应该天然地属于女人，自己则对家务厌烦和推脱。
这种分歧充斥在日常生活中。公公婆婆不喜欢露西回娘家，老人的观念是，既然嫁到他们家，就是他们家的人。
露西老家远在贵州，父母独居在那里。尽管每天都跟父母通电话，但她依旧放不下家乡渐渐老去的父母。
时间越久，露西越不安。有些时候，她觉得自己生活在公婆的提防和监视之下，“他们觉得我工资比较高，肯定会私下补贴娘家，偶尔说一些含沙射影的话。”
不安的情绪继续蔓延，丈夫似乎也不那么可靠了。比如露西想看电影，丈夫不同意去电影院，坚持从网上下载。比如她累的时候，不想洗碗，或者不想洗衣服，让丈夫帮忙。丈夫推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到后天。
露西渴望在生活中营造一些浪漫，但结婚第三年丈夫就不记得她的生日。她喜欢逛街时给丈夫挑选新衣服，但每回都会被挑剔，因为价格或款式。“这些事情说起来都是芝麻小事，但对于婚姻中日日相对的两个人，却是最大的考验，最深的失落。”
她渴望能和老公永远都是最亲密的爱人，却总觉得在被他一点点推远。夫妻俩每天最多的交流是在上下班的路上，但不知何时起，沉默时的呼吸和叹气成了最频繁的声音。
露西的心态有了微妙变化。如果丈夫一直没有改变，她会及时止损，“我不会让自己的一生栽给一个失败的婚姻。”
对于婚姻，露西是消极的。 现在买的一些保险“某种程度也是给以后多点保障和后路，也为了保护孩子”。她希望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一些安全感，买重疾险，对她来说就是买了另外一重保障，对抗婚姻破裂的盾牌。“如果以后自己健健康康，这份保险又能变成我退休生活的一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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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与失去
25岁的李星三年前萌生购买重疾险的想法，她觉得这是一份对自己的保障，更是对父母和家庭的负责。因为初入职场，收入不高，一直没有行动。
今年4月，一个好朋友签下了重疾险合同，促使李星下定买重疾险的决心。她买下的这款保险保费一年7000多，保额30万。这样的保费对于目前“没有房贷也没有车贷的”李星来说压力不大。“当经济能力不能满足所有的欲望时，起码可以为自己买一份安心。”
李星的不安源于生活的压力和对疾病的恐惧。她害怕一旦生病后会产生高额治疗费用，医疗费会成为治病的掣肘，拖垮家人。
2018年2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全国癌症统计数据。2014年全国恶性肿瘤估计新发病例数380.4万例，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30岁后癌症的发病、死亡率快速上升。（注：由于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一般滞后3年，报告发布数据为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收集汇总全国肿瘤登记处2014年登记资料。）
李星是一家理财公司的数据分析师，入职场三年，每天“在繁重的压力中挣扎”，对庞大的客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分解，坐在电脑前“一动不动”十个小时。一周五天里，有四天要加班。到晚上九点，她才关闭电脑离开。
强节奏的工作让她很少有放空自己的时间，日复一日。但她不敢懈怠，害怕稍微慢下脚步就会远远落后于人。她感觉身体被透支和消耗，艰难地在职场生存下来。
28岁的贺西毕业于北京一家名牌大学，在职场摸爬滚打几年，体面之下伤痕累累。四年之内换了三份工作，积蓄不多，无车无房，他在“未来不可预期的恐惧感”的驱使下，买了份重疾险，“这只是一份心理上的慰藉。”他说，古代士兵上战场前，可能已经穿了盔甲，但还需要戴上盾牌。“对我来说，重疾险就像防御更强的盾牌。”
露西的目标是“职场上站得住，家里能说上话”。她现在的公司刚刚起步，很多项目都在筹备阶段。“看不清前景”也让她内心焦虑。
这种焦虑每次会在她花钱时猛然迸发。有次她去店里买衣服，看中一件衬衫，长袖，腰带往后系上是蝴蝶结，往前又是腰带。今年秋天的新款，500多。一听这个价格，露西就决定不买了，她心里的价位是两三百，“可能会撞衫”成为她逃离那家店的借口。
在内心忧虑的那段时间，露西总会忆起过去的美好。五年前的初夏时节，露西和男友领完结婚证走在一个小公园里，周围没人，丈夫拔了跟狗尾巴草编了个指环，单膝跪下向她求了婚。
那年的正月十五，他们是在小房间度过的，她和丈夫去外面买了15块钱一只的荷叶鸡，一份炒菜和一点烤串，两个人窝在书桌上吃饭，看着电视里欢歌笑语。
第二次搬家去了城乡结合部，旁边有一条污染严重的护城河，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夫妻俩租住的房子离地铁站不算远，是一个破旧的板房。那会儿没有共享单车，他们自己买了自行车，露西每天骑车十多分钟，穿过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到地铁站。
那条路很窄，车多，尘土也大，露西每天骑车穿行在这条嘈杂的路上下班，看着周围的一切，心里难免烦躁。
如今，不安取代了烦躁。露西面对的事实是，再浓烈的情感都会被纷繁芜杂的日常生活消磨平淡。一定的年龄之后，一些事就发生了，年轻人的优越则消失殆尽。总有一天，皱纹会像藤蔓一样爬上脸，她会老，健康会衰退，会生病，或其他一些更坏的事情。
露西在心里觉得女人每年都应该做次体检，但总被各种事情耽搁。看到身边有人因为疾病众筹款项时，她暗自庆幸买下重疾险。身边有些经济困窘的亲戚，生了病，老婆跑了，孩子又小，自己抽烟喝酒，“却不给小孩买保险。”
“自然环境，食品安全，生活压力，意外情况都让重大疾病频繁发生在年轻人身上。”露西说，“对女性尤其是，女性在职场的晋升空间很小，加上家庭的责任好像天然一般地归在女人身上，怎么能不防范着可能得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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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挡“对未知的恐惧”
相比之下，重疾险对鲁斯而言，并非必需品。“有与无，生活都得继续”。
鲁斯买重疾险的目的简单，保险和理财各占一半，借此“鼓励自己好好活着”。买重疾险是超出他预期的一份投资。
90后男孩鲁斯在南方一家三甲肿瘤专科医院放疗科工作，几年前就听家人频繁提到过重疾险，但彼时没放在心上。
工作后，鲁斯了解到重疾险和医保不同，前者是先报销后看病，而且是保障重大疾病。他动了买重疾险的心思，从网上搜寻各种资料，身边的朋友也有不少出于健康保障的考虑，买了重疾险。
今年九月，鲁斯赴香港买下一份分红型重疾险，关于疾病的保障并不是他最看重的，他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理财和强制存钱”对他的吸引力更大。他想着，到了晚年，即便无病无痛，每年交下的一万多人民币存下来也可当作一笔养老金。
在医院工作三年，鲁斯见惯了生死，对无常的生命也看得更开。死亡听起来沉重，但他把死亡看作生命过程中的必然环节，“跟出生一样，都是自然状态”。
曾经，他看到过国外一个常年给别人治病的医生，当他自己生了重病后，放弃过度治疗，而是选择余生尽情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这是鲁斯能接受的方式，“一些疾病在早期可以治疗，如果不妙了，我会选择享受余下的人生。”
在这样的生死观支配下，鲁斯对买下的重疾险少了些依赖，算是作为给自己上了岁数时的一份“回馈”。
无论是上学时在医学院，还是工作在医院，鲁斯见到和收治的都是常见或少见的肿瘤重症病人。“有的病人治愈了生存质量很好，也有很多病人因为后期的并发症过得痛苦。”
放疗室每天有上千病人进进出出，鲁斯的工作是帮助病人战胜癌症。有一次，他打电话通知病人到医院接受放疗，病人家属的电话，说病人已经去世了。他只能说声“节哀顺变”。这件事对鲁斯的触动很大，“生老病死没有办法抵抗，医疗也没有那么强的技术做到完全治愈或者预防。”
鲁斯很清楚，虽然买了重疾险，恶性肿瘤若真来了，生命也不一定有所保障，理赔最多是经济上，人的生命或生活是无法延长的，但支付金钱的压力会小很多。
在医院的几年，鲁斯见过有很多家庭条件拮据的患者，面对巨额医疗费用，想尽办法筹钱，也有倾家荡产的。
患者到了死亡那一步，“出于生命本能会感到恐惧，他们不知道死亡后会发生什么，这种对未知的恐惧是真正的恐惧。”
对一些人来说，买下重疾险意味着竖立起一道心理上抵御风险的屏障。“他们都觉得自己肯定不会那么倒霉，我买了保险，才能有恃无恐地打拼。”保险于露西而言，是握在手里的安全感。她越来越坚信，保险和买化妆品买衣服一样，是对自己的投资。
鲁斯并不觉得这份保险能够带来绝对的安全感，“安全感本身或许就是一种自我欺骗，好似泡沫般的幻觉。”前几天，他因为听一个保险业务员说，即便在香港买了保险，“也会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理赔如果要打官司，需要去香港”。听完这些，他又有了退保念头。
率性的鲁斯主张活在当下。下了班，脱下白大褂，一个人看电影看书，消磨时间。他喜欢在南方气温零下的冬天，外面冷空气飕飕的，刮风或者下雪，自己坐在火锅店吃北方火锅，要铜锅的，蘸着芝麻酱，韭菜花和腐乳。
未来的生活不可预期，但长期在一条轨迹上运转是鲁斯不能忍受的。他向往田园牧歌式的自由生活，有安身立命的物质保证就足够。
（根据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