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晚，高考落榜时，已经过了21岁，在家闲待了三四年。2002年，25岁的我，一无所长，便跟着老乡到了汕头澄海，随他进了一家做工艺礼品盒的小厂。

这个工厂里的工人，我们江西人占了四成，河南人占了三成，其他有广西的、广东的、安徽的、四川的。据说订单多的时候，曾有一百多个工人在这里上班，到我进厂时，大概只留下五六十个人了。

所谓的工艺礼品盒加工，就是先用灰纸板等做成各种形状的坯，然后里外围上或纸、或布、或皮的材质，精致美丽，可以用来放置珠宝首饰和化妆品等，远销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说白了，这工作就是找人“糊纸盒子”，几张桌子，几把刷子，几桶胶水，再招几个工人，有关系的话，随便从哪个大厂里拿点货过来，就可以自己当老板了。

老板姓方，二十几岁，据说原先家境极穷，后来他舅舅开了一家公司，专营工艺礼品盒的生产和销售。潮汕人宗族观念极强，他舅舅发家后，先是把自己的外甥安排在厂里面当管理，后来又资助他开了这家小加工厂。

那些资质老的江西老乡说，方老板以前开厂也是赚过大钱的，曾经一度准备着把自家的老厂房拆了，建新的厂房。那时候他的钱也“硬”，工价也公道，工资也能够按时发放，人也极大方，每出完一批货，都要请大家吃一顿好的，晚上还要请上几个老工人去歌舞厅玩耍。

但因为嗜赌，方老板赚的钱都在赌桌上送给了别人。可是输得再狠，他表面上总是乐呵呵的，满不在乎，也没什么脾气，所以得了一个“郎当仔”的外号，顾名思义，也就是说他吊儿郎当的意思。

到我进厂的时候，厂房变成了租的，老厂房则变成了我们工人的简陋宿舍，而郎当仔也性情大变，对工人各种克扣。在这个工厂里，除了工资低，还有就是进厂要押身份证。你想换个厂子工作、老板又不让的话，直接不还给你身份证就好了。

更厉害的是压工资，一般是压一个月，过年也不清。你要辞职，老板不答应的话，你强行走，他也不拦着，只是一个月的工资就白给他了。

厂里管事的都是我们江西人。

主管名叫金凤，三十岁不到，颇有几分姿色，以前在宾馆做过前台。她老公名叫启德，买了一辆小货车，在外面拉货。以前在江西老家的县城里，启德也是个混混，刚来澄海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郎当仔的马仔。每次赌博，郎当仔都要带上他，所以他也是郎当仔由盛而衰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工厂里负责发材料、记数量的，名字叫惠云，他们夫妻俩从郎当仔开厂时就跟着他做，差不多六七年了。惠云拿的是固定工资，一个月900块，他老婆则在车间做普工。惠云话多，喜欢找人唠嗑，平常总是笑嘻嘻的，表面上看起来极亲切，但带我进厂的老乡私下里跟我说：惠云这人“奸得很”，善拍郎当仔的马屁，又爱打小报告，连江西老乡也不放过。那些了解他的老工人都防着他，在议论厂里面的事时，一看见他过来，马上转移话题。他老婆的计件工资在厂里面总是最高的——厂里总有做了几天、几十天最后坚持不下去的工人，最后不要工资自行离厂，惠云把这些人做好的东西都会记在他老婆的头上。

但郎当仔也利用了惠云的“忠心”，没钱的时候，他们夫妻俩的工资总是压到最后的，多年累积下来，听说也有两万多了。有人说，“怕这辈子惠云都要给郎当仔当狗了”。

老乡里面话多爱咋呼的，还有和平。他眼眼珠子突突的，嗓门又高，表面上挺凶悍的，实则怯懦得很。以前因为说话没把门的，被一个绰号叫“老鬼”的安徽人带人打过几次，后来也学聪明了许多。和平老婆名叫红梅，矮矮的，胸脯饱满得一塌糊涂。她小和平十岁，和平家穷，老大的年纪，好不容易娶了红梅，格外珍惜。但红梅是轻佻的，暗地里没少跟郎当仔睡，和平吵过骂过，也无可奈何——因为有了这层关系，红梅去办公室借钱的时候，总是不落空的。

在澄海的外来人口中，河南人最多，其中又以南阳人为主，所以他们开的餐馆也多。河南人开的饭店，馍馍五毛一个，胡辣汤一块五一碗；稀饭份量足，五毛一份，萝卜丝免费。

但我实在是吃不习惯，只能去本地人开的店里面吃。澄海本地人最拿手的是他们卤味，三块钱也卖，只有薄薄的三四片，外加一点点卤水汤，上面搁几根新鲜的香菜。我一般要两块钱的素菜，饭免费，只是有一股浓重的霉味，汤也免费，一大桶放在地上，上面漂着几点油花，里面依稀荡漾着几朵婀娜的紫菜和肉沫子。下班铃一响，我尽量比别人快地往饭店里跑，好比别人多收集一点紫菜丝和肉沫子。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竞争是异常的激烈，想拔得头筹几乎是不可能的。

2

初来乍到，我给老乡打下手，做配件，三个月后便开始自己做成品。

我们拿的都是计件工资。一个盒子分解成十几道或者几十道工序，每道工序按照难易程度来“打工价”，便宜的一两分钱，贵的一两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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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计价方式看似公平，多做多得，少做少得，工人和老板互不吃亏。可实际执行起来，那些以为拼命加班、拼命做就能多赚钱的外乡人，你追我赶，没日没夜没假期，平均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到最后，一个月能拿到八九百块钱，那就已经算得上是厂里的“高收入”了。

进厂三个月后我才知道，郎当仔一个季度能发一次工资就已经是恩典了。江西老乡里面，有三对夫妻，因为舍不得被压下的工资，做了六年都走不了，最多的时候，被郎当仔压了半年的工资。其他选择离开的，据说，没有一个全身而退、拿到全部工资的。

工资长久不发，厂里又不管饭，这时候就只能去找郎当仔借钱吃饭了，借条上写的是“预支工资”。

就是借钱，也不好借，因为郎当仔没钱的时间，总是多于有钱的时间。

好不容易看见他进了车间，又直接进了办公室，有那眼尖腿快的，先疾步如飞跟着进去了。过了几分钟，这打头阵的哥们出来，其他闹钱荒的赶紧过去问：“借到了没有？”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工人们就争先恐后地去办公室；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也只好骂一句“他妈的”作鸟兽散。

第一次去办公室找郎当仔借钱，我略有些紧张。

办公室的门开着，门口的矮几上放着电视，两边靠墙放着三人位的沙发，中间是茶几，再往里是一个大办公桌，桌子后面放着一个可以旋转的、大靠背的老板椅。郎当仔在沙发上坐着，两只脚叠架在办公桌的桌沿上，手指夹着烟，仰首望着天花板，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老板，借生活费！”

我有些不好意思，郎当仔似乎被吓了一跳，撇过头看我，然后不紧不慢地放下脚，嘴角咧出一丝微笑，露出本地男性特有的、因为抽烟喝功夫茶而形成的黄牙：“借多少？”

“一百！”我咬着牙壮着胆。

郎当仔瘫坐在老板椅上，慢悠悠地吸了一口烟，然后低着头拉开抽屉，拿出一本“工资预支单”，摊在桌子上，又在笔筒里抽出一支笔，开始写字。写完了递给我，让我签字：“先给你五十吧。”

我看一下纸条，心里有些不痛快，可也不敢说什么。签完字，递还给他，他看了看，打开抽屉放好，然后拿出钱包，抽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给我。

我一句话没有，拿了钱出去了——五十块钱，按照郎当仔的不成文的规定，是一个礼拜才能够借一次的，当然我们会想尽办法多借一点。

后来老乡指点我向郎当仔借钱的窍门：“你看他上来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不直接进办公室，而是先在车间里面溜达一圈，说明他心情很好。这时候再看他屁股上的裤兜里面插着的钱包，如果是鼓鼓的，说明他或者拿到货款了，或者赌博赢钱了——这时候再去借钱就容易多了！”

从此以后，每当没钱吃饭的时候，我就盯着郎当仔的肥屁股。

不过，说“借钱”的时候，都是工人们还没被逼急的时候，一旦逼急了，工人找郎当仔要钱方式，那就是五花八门、各显神通了——为了生存，大家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我刚来的那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启德和金凤在宿舍楼下打了一架。工厂守门的阿伯是郎当仔的表叔，慌里慌张地走上去劝架。哪里知道夫妻俩越打越起劲，金凤的金项链也扯断了，戒指也不知道飞哪去了。最后，启德一甩手开车走了，留下阿伯陪着金凤满地找金戒指，最终也没能找到。

自然，阿伯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告诉了郎当仔。第二天，启德回来当着大家的面，说要跟金凤离婚，然后就消失不见了。过了几天金凤告诉郎当仔，启德回江西老家了，已经交了离婚起诉书。郎当仔没办法，只好跟她结了工资，让她回家去了。

后来私底下听老乡们议论，那是启德和金凤为了结清工资脱身，上演的一出"苦肉计"。什么金戒指、金项链，都是假的！

3

老鬼四十多岁，光棍。厂里的安徽人都是他带过来的，他们都喊老鬼“舅舅”。因为穷，老鬼永远抽着两块钱的香烟，喝着两块钱的白酒，加上长年的劳累，身子骨被掏空到100斤不到。他以前也去过很多地方打工，见多识广，鬼主意多。安徽人一伙有什么举动，基本都是他在背后指使的，因此得名。但老鬼再鬼，也架不住郎当仔耍无赖。

2002年年终，除了金凤夫妻俩金蝉脱壳，全身而退，剩下的人至少都被郎当仔压了两个月的工资，只好全都留在澄海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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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安徽一伙后生喝了许多酒，跟老鬼吵了一架，怪他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到头来工资都拿不到。他们说要离开澄海去昆明混社会，要老鬼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帮他们把工资拿到，否则的话，连去昆明的路费都没有。

老鬼没有办法，到晚上带着他们一伙到方家要钱，坐下来就不走了。

可郎当仔两手一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死样子，陪着他们静坐。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郎当仔的母亲火了，叫老鬼不要闹，赶紧带孩子们出去，“工钱到明年开工再说，否则的话就叫警察来”。

老鬼一听来劲了，跑到方家的大门口，把随身带着的一瓶白酒砸在门口的街面上，一边大吵着：“好呀好呀，你们叫警察呀！欠钱不还你们还有理了！警察来了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一不偷二不抢，就是来跟你们讲道理，来要回自己的血汗钱！警察能把我们怎么样！你叫啊！你叫啊！”

方母慌了神，跑过来一把抓住老鬼的胳膊，一边往里拖，一边哄他：“啊呀，老鬼啊老鬼，你这是干什么，都是自己人，做什么样子！平时阿姨怎么待你的？阿姨什么时候亏待过你？你跟阿姨使什么性子呀！快进来，有话我们屋里说！”

一直闹到十二点，郎当仔一看脱不了身，只好去他舅舅那里借了些钱，给了安徽人一个月的工资，剩下的一个月工资，说等明年开工发工资的时候再交给老鬼，让他代为转给后生们。老鬼他们也识相，见好就收，鸣金收兵了。

元宵节过后，方老板让惠云通知大家，晚上开产前会议，让大家准备准备，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尽管说出来。

我心里思量：虽然全厂各省各地的人们，各有各的小算盘，但在拖欠工资这件事情上，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别的事情或许聊不到一块，唯独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还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吧？

于是我搞起了串联，河南人，广西人，安徽人，反正平时说得上话的都过去试探。可大家却全都是一副懒洋洋的模样，河南人在斗地主，广西的在喝闷酒，安徽的直接白天睡大觉。

有个河南的大姐好心对我说：“没用的，老板什么时候说话算过数？说了也白说，还得罪人！”

我愤愤然，心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跑到老乡群里面去，寻求他们的支持。和平瞪着眼，一拍桌子：“说！要说！一定要说！他妈的，老是不发工资，年都没法过！”

惠云的喉结上下来回地跑了一圈，咽了口唾沫，眼角挤出来习惯性的笑纹：“对对对，你说，你说就是！我们都支持你。”

和平扫了惠云一眼，然后转过头对我说：“我们是老工人，跟郎当仔太熟了，抹不开面子。你打个头阵，只要你先把这个事情挑起来，我们就都帮着你一起说！”

惠云赶紧接着说：“对对对，我们都帮着你一起说！”

我心里热乎乎的：关键时刻，还是老乡靠谱啊！

4

到了晚上，惠云到宿舍死劲敲楼板，通知大家：“方老板来了，在二楼车间办公室里面等，大家都上去开会啰！”

到了车间的办公室，郎当仔已经坐在他的老板椅上，正在吞云吐雾。两边的沙发都被先到的人占了，没有位置的工人从车间搬塑料凳子进来，也都坐好了。

郎当仔拿起一包香烟，捏出一根扔一根——平时谁爱抽烟，他都一清二楚。眼疾手快的，凌空就接到了，没接到的，只好弯腰在地下捡起来。看看男人们都抽上了烟，女人们也都坐稳了屁股，郎当仔示意和平把电视关了，开始开会。

老实讲，郎当仔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声音小，普通话也不太标准：

“今年的定单比去年多，而且都是好单子，工价肯定比去年高。大家努力做，肯定能赚钱。大家身边有亲戚朋友的，欢迎介绍进来，人越多，拿的单子越大，工价也越高，对大家都好。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金凤回家了，主管的位置暂时由惠云兼任，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他反映。”

说完了，大家鸦雀无声，只见满屋子的青烟缭绕着，在大家的头顶上形成了一片轻纱一样的云雾。见大家都沉默，郎当仔直接点名了：“惠云，你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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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云咳嗽了两声，眼睛紧盯着自己手上的烟头，像是在自言自语：“老板刚才也说了，今年的货多，不会像去年那样，赶的时候赶死人，闲的时候闲死人！这样就好，这样就好！”

说完了，又是沉默。郎当仔又点名让和平说几句。

和平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我有什么说的？大家拼命做事，老板借钱的时候大方一点就好，别老是五十、六十的，让我们也加几个好菜！”

说完了，大家哄堂大笑。和平也得意地呵呵乐。

我心里暗骂：“妈的，说的都是些什么玩意！”

郎当仔把眼睛扫了扫，又冒出来一句：“大家最后还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

和平拿眼睛看了看我，我只觉得脑门子一热，冲口而出：“老板，我能提点意见吗？”

郎当仔诧异地看着我，然后微笑着点了点头。房间里更静了，我感觉到大家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就想说一下工资的事。我们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离开家乡，离开老人、孩子，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不为别的，就为了赚这么一点儿工资。厂里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去年一年，走了那么多人，可是我们没有走，我们留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选择相信老板，我们忠于老板！可是老板你又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每次都说会按时发工资，却每次都失信于我们。我们作为工人，都很痛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特别是作为一个老板，如果想成就大事业，更要讲究诚信，那样周围的人才能越聚越多，生意才能越做越大！好了，我说完了。”

屋子里死一样的寂静，有些人的嘴角露出微笑，有些人低头看着地面，有些人面无表情，有些人将自己的脸隐藏在自己喷出来的烟雾中。

过了好久，郎当仔的声音从办公桌后面飘了过来：“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

停了一下，他又加了一句：“有些人说话乱七八糟！”

我头也不回，一甩手下楼去了。

我在厂里面工人们的心目中，一下成了一个敢说且能说的角色。本来人们对惠云跟和平等一干江西人都是心怀警惕的，但打这之后，他们独独对我，从不隐藏什么，有什么说什么。

跟我走得近的外省人里面，除了老鬼，还有道成。

道成是一个地道的河南人，牛一般的体格和牛一样大的力气。厂里面出货，每次都是由男人们搬上搬下的。我们一般一次搬一箱，可道成可以把三个箱子叠起来，稳稳下楼，比我们走得还要快。我们看着自愧不如，郎当仔看着脸都笑成了一朵花。道成的老婆，就是前面劝我开会的时候不要讲老板的坏话的那个女人。夫妻俩勤快，体力又好。但跟厂里其他人一样，做得越多，工资被压下来的也越多。

年后，他们夫妻俩拿的货越来越少。道成每天都往外跑，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见人影。听惠云讲，道成在外面跟老乡合伙，开了一个电话亭，两个人轮流看着，所以道成只好两头跑。人家也没说要辞工，况且老婆依旧是整天都在厂里做事，郎当仔大概欠人家的工资多了有些心虚，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道成去了。

慢慢地，道成在我们眼里面变成了一个迷一样的存在。私底下，有人说道成可以从老乡那里搞到便宜的手机，惠云跟和平都买了，九成新，三星翻盖的，2.4寸的彩屏，才八百多块钱——这款手机全新的要两三千块钱呢！

道成的老婆这段时间做事情也怠慢了，晚上总是去老乡那边闲话，很晚才回来车间做一点事，惠云也不怎么敢说。

5

又过了两个多月，一天晚上，下着雨，冷冷的，大家都在车间加班。突然楼梯口传来喧闹的声音，抬头看，一伙穿着警察制服的人，押着一个光着上身的人，那人头低在胸前，看不见他的脸，倒背着双手。

车间里的工人都放下手中的活，吃惊地望着，有眼尖的忽然惊呼了一声，轻声地说：“是道成！”

惠云跑过去，然后回来给大家解了惑：原来，道成开的电话亭生意也不好，父母在老家替他们带着两个娃，厂里面工资又老是不发，心里面着急。受了老乡的蛊惑，道成与老乡合伙去汕头市里面“飞车”打劫，老乡骑着摩托车开路，道成坐后面空出双手，专抢女孩子挎着的手提包、拿在手上的手机、戴在脖子上的项链。当天抢劫的时候，恰恰被巡逻的联防队员碰到，强壮如牛的道成，就这样落网了。

惠云跟和平买的手机，其实就是道成抢来的，他们自己早就知道。

正说着，道成的老婆上车间来了。大家都假装低头做自己的事，谁也不想做那个向家属报告坏消息的人。最后还是一个河南老乡跟她说了，道成的老婆眼神茫然，呆傻在那里。老乡又跟她说了些什么，道成的老婆这才回过神，先进办公室跟郎当仔交谈了几句，然后急急忙忙下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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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刚才道成的老婆也在就好了，她可以趁空隙，偷偷到他们睡觉的地方，把道成藏在枕头底下的六部手机拿走，这样警察就抓不到更多的把柄了。”惠云看她走了，叹息着说。

“道成不会把咱俩供出来吧？我们可是都买了他的手机，这可是销赃啊！”和平突然惊慌起来。

惠云好像被雷劈了一下，怔了半分钟，然后悻悻然地说：“我看他没有那么傻，他要说出来了，说明他犯的案更多，判得肯定也更重！”

和平像小鸡啄米一样附和着点头。两个平时各怀鬼胎的老乡，此时此刻，倒有点像是亲兄弟一样，彼此安慰着。

道成的老婆找郎当仔帮忙，又找有关系的老乡帮忙，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最后道成被判了七年。郎当仔给道成的老婆结了工资，放她回河南老家了。

郎当仔的工资始终有一搭没一搭的，就像犯了十几年的便秘，好不容易挤才出来一点点。日子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着，时间久了，我们也麻木了，习惯了。

自从“外甥们”走了，厂里就只剩下老鬼一个安徽人了。每次发了工资，老鬼都要去莲下镇的鸡婆店鬼混一晚上，第二天清早再赶回来。上楼梯的时候，他双手紧握着扶手，走一步歇一步，一副虚脱了的狼狈样子。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悠着点，他说：“心疼钱，不多干一下太亏了！”

厂里新来了个主管，人高马大，也是江西人，还带了几个工人过来，牛哄哄的。老鬼以前仗着安徽老乡人多，也是威风惯了的，如今虽然老实了很多，但嘴上有时候还是不饶人。对这个新来的主管，老鬼是非常看不惯的，人前人后，说了许多的闲话。

一日上班的时候，老鬼一边做事，一边跟旁边的人翻主管的闲话，可巧，那个主管就站在后面，全听见了。主管把老鬼揪了起来，老鬼一拳打过去，被主管挡开，紧接着主管一个抱摔，把老鬼重重地扔在地上，然后用脚照着老鬼的脑袋一阵乱踹，直到老鬼不再动弹了，这才停下。

郎当仔从办公室里面出来看了看，叫两个工人把老鬼搀起来，带去医院。然后陪着主管进办公室喝茶去了。

三天后，老鬼头上缠着绷带回来，眼珠子都看不见了，只看见两个黑色的大圈圈，瘸着腿。他说去派出所告那个主管，却无人受理，据说是郎当仔早就跟派出所的人打了招呼，说是老鬼先动的手，主管是正当防卫。

老鬼自尊心受了打击，觉得没脸待下去了，去找郎当仔辞工。郎当仔这次没说什么，很爽快地把钱给了他。

临走时，老鬼对我说，自己被打，都是郎当仔背后指使的：“人家的地盘，我只能认了。要是我外甥们还在的话，我绝不会放过那个主管！”

6

老鬼走后，能够跟我说得上话的人更少了。

到了九月份，厂里接了一个大单，时间很紧，人又少，郎当仔也有点慌了，天天在厂里盯着。

过了几天，墙上贴了一张通知：

鉴于现在订单大，工期紧，从今天起，要求每一个工人无条件加班。除白班外，每天晚上，从18:30加班到凌晨2:00，星期六星期天照常上班。如有违反规定者，不管任何理由，一律就地开除，工资一分钱没有。

特此通知

工人们窃窃私语，却都敢怒而不敢言。

自从老鬼他们因为各种缘故离开工厂之后，我越来越沉默寡言，也尽量不惹是生非了。但这种无情无理的加班方法，让体格本来就弱的我身心极度疲惫，心中的怒火，一日盛过一日。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终于忍无可忍，没有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独自打了一辆摩的，到十几里外的海边去玩。

等我从海边回来时，车间里灯火通明，他们还在加班。我没有去车间，直接进了宿舍。宿舍下面静悄悄的，只有阿伯搬把椅子坐在门口，似睡非睡。感觉到有人进来，他抬起头，看见是我，马上来了精神：“阿荣啊，老板说了，明天你不用上班啦！”

我轻蔑地“呸”了一声，没有跟他说话，直接上去回自己的小隔间睡觉去了。

第二天我照常上车间，却发现我桌子上的东西都不见了。惠云走了过来，解释说东西都是他收走的，老板交待的，他也没办法。等一下老板上来，让我自己去跟他说。我说了一句“随便”，惠云没再言语，走了。

车间里的人们都用了同情和担心的眼光觑着我，我装作没看见。然后他们就都老老实实地继续做自己的事情。我坐在桌前，眼睛望着楼梯口，等着。

先上来的是郎当仔的妈妈，她是来厂里帮忙查货的。远远看见我，她用她唱惯了潮剧的女高音，冲着我嚷：“阿荣啊，你被开除了！不要来了！”

我一时怒火中烧，也冲她吼道：“拿钱来，老子马上就走！你以为你这是个什么好地方，老子舍不得走啊！老子都辞工好几回了！”

方母回道：“你被开除了，一分钱没有！”

我一拍桌子：“你们有那个本事？不给钱，除非拿刀来把我杀了！拿棺材把我抬下去！”

方母嘟囔了一句什么，不再说话。

又过了几分钟，郎当仔小跑着上来了，冲我招了招手，然后直接进了办公室。我昂首挺胸走向办公室，一路上都是别人异样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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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办公室，郎当仔已经在老板椅子上坐下了，我也在一侧的沙发上坐下，房间里就我们两个人。郎当仔冷眼看了看我，用手指了指外面墙上的那张通告，说：“通告里写得清清楚楚，大家又没说不行，就权当默认了。”

“好，就算我们默认了，你贴的这个合法吗？合劳动法吗？”

“我们是个小厂，小厂哪里要讲什么劳动法！”

“现在你只是在办公室里面说这个话，只是对我一个人说。你敢不敢到车间里面去对着大家说，当着你所有的工人的面说：你这个厂是不讲法的！你敢不敢？”

郎当仔沉默了一会，然后说：“我没读过什么书，说也说不过你。”

我说：“读书多有个屁用，我还不是照样给你打工！”

“你知不知道，你在厂里的一举一动，说过的每一句话，我都一清二楚。”

他这句话一说，我顿时全身发冷，脑子里面闪过惠云奸诈的微笑：“是的，我是说过一些话，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绝对不会胡编乱造，说别人没有做过的坏话！”

郎当仔放低了声音：“你知不知道，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没有把你怎么样，只要我想对付你，我随便在外面叫一个人就可以！”

我一哆嗦，想起老鬼的遭遇，明白郎当仔说的都是真的，不由自主地口气就软了下来，跟他解释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不能长时间加班，求他可怜我，把钱算给我，让我走。

“现在没钱，等下次发工资的时候给你。”

“还要等多久？”

“个把月吧。”

“那我暂时不搬出去，还睡宿舍里，一直等到发工资再走，行不行？”

“你愿意等就等！”

我又跟他借点吃饭钱，他没好气地拉开抽屉，拿出“工资预支单”，写了几个字，扔给我让我签名。我拿过来一看，竟然写了一百元，不禁大喜过望，赶紧签了字。

郎当仔早已经把钱甩在桌子上了，我一把抓了过来。

郎当仔把手一指门口，说了句：“出去！”

我头也不敢回，一溜烟小跑着下楼去了。

尾声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白天为了避开看宿舍的阿伯无尽的谩骂，我一起床就躲到外面去瞎逛，很晚才回来睡觉。如果被阿伯碰见，照旧是一通谩骂，我也只能当他放屁，不理会就是了。

一个月后，我终于拿到了工资——这点钱还被以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扣掉了许多。一回宿舍，我就被阿伯监督着，收拾起自己的破行囊。出了宿舍的门，我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还能听见阿伯豪情万丈的潮汕方言的谩骂，一路为我壮行。

三年后，在另一个城市，偶然听到老乡说，郎当仔的厂已经倒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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