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集编!维也纳燃烧在革命的前夜!

甩锅!梦游!从萨拉热窝通往世界大战之路

告诉列宁同志,伊东甲子太郎是叛徒!

日不落帝国的遗产是隆美尔的葡萄酒?

从今天起,丧钟为匈牙利而鸣

洪水之后,历史从咖啡厅走进毒气

不用做皇帝,也能当最后的罗马人

拜拜了,丑八怪帝国!

10月19日，星期六，阴，在柏林。

“兹是佛法王法衰微的末世”——当我提起笔继续写我的这个小本子的时候，青山荣次郎的这句口头禅一直在我耳边回荡。他一再重申这句话是佛教术语所以没法翻译成德文，但同时又说想要理解这句话的涵义并不难：“你们只要看看眼下的柏林就行了。”所以当M把我一个人扔在旅馆里的时候，我看着远方的柏林东区，不由得想到这句陌生的话，希望我的拼写没有错得太离谱。

据说在前天召开的战时内阁会议上菲利普·谢德曼先生向鲁登道夫将军说：“柏林东区和北区的人们究竟是靠什么活着的完全是一个谜！”告诉我这件事的施莱歇尔上尉以此警告，让我千万不要往柏林东区去，“那边什么都可能发生，即使您不穿军服也一样！”所以M自己跟着她的布尔什维克朋友们出了门，去见那个刚刚被放出来的女英雄。

一个世界走到尽头的症状之一大概就是，一个像我这样无关紧要的小人物都会被卷入到各种巨大的漩涡里去。我翻了翻自己最近写的这些东西，光是在这几个月里我见过德国议员、匈牙利前首相、维也纳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土耳其的英雄，还有维也纳赤卫队的头目。是的，那个喜欢哈哈大笑的基施，在过去的日子里我纵容这个人包庇这个人，第一是因为他有趣，第二是因为他能成为我和左翼报纸之间的联络渠道。但这个人现在居然在维也纳的工人和士兵中间出人头地了，还能够帮助布拉格的商人在维也纳用药品和绷带换黄金和美元。还有莱哈尔，那个多少有点花花公子作派的匈牙利军官，在前线光荣负伤成了战斗英雄这在战争里并不奇怪，但这个人利用休假的时间在格拉茨组织保王军就完全不正常了。

更加不正常的是，原本那些应该把所有这些人都抓进监狱的人对此熟视无睹。这星期我离开了战时通讯社，但从手续上说我应该先去巴登向统帅部报道，所以我去见了施特劳森贝格将军。随着秋天的到来，皇帝的主要工作已经从争取打赢战争变成了在战败的情况下保住帝国。总参谋部对第一件事已经完全绝望了，对第二件事又帮不上什么忙。听说这个星期皇帝把奥地利议会的所有政党（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已经不来了）叫到巴登去共商国是，结果政要们的汽车和马车全都堵在了皇家别墅前的小道上，这倒像是总参谋部可以出点力的场合，但这时候派出工兵部队肯定已经晚了。所以巴登大本营的工作现在变得异常悠闲，施特劳森贝格将军自己也轻松了很多。他握着我的手说：“您终究还是接受了侍从武官的职务，我很高兴！”我则回答“毕竟美泉宫还能吃上饭嘛！”

这句不太客气的话让将军吃了一惊，不过他很快恢复了惯常的神情说：“战时通讯社连吃的都没有了？”“毕竟离维也纳太近了，不过供电还是正常的。虽然我们也没有什么需要连夜写的了，阁下！”对此将军尴尬地耸了耸肩，然后示意我坐下。“老实说我对您最近的表现很满意！”我刚坐下将军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让我的后背都有点僵硬。

“您知道，只要军事情报机关还在为皇帝工作，荣格上校就会把报告交给我。而荣格这个人恐怕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将军看到我的样子，露出一副很得意的表情。

“不过您不用紧张，荣格特地来跟我谈过您的事情，我们对您和您的这些事业的态度是一致的。第一是我们都觉得您并不是搞政治的料，第二是既然我们已经对帝国的命运无能为力了，为什么还要阻止你们去为帝国做点什么呢？”说到这他从办公桌后边站起来，走到我旁边坐下。

“我知道您要去柏林，这没什么不好。德国和我们的命运说到底都是一码事，而且我们的命运都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但我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却已经中断了。我们的皇帝宣布在接受威尔逊纲领的前提下谋求停战，德国人什么都没有说。而德国人有了一个新的帝国宰相，这位巴登王子上台的第一件事也是在威尔逊纲领的基础上呼吁停战——而这两件事我们都是在报纸上读到的，我们常驻斯帕大本营的罗登将军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这说明德国人已经准备抛弃我们了。但如果我们任由事态这样发展下去，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丢掉阿尔萨斯-洛林和东部的领土，对我们来说就是世界末日。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争取德国人的合作，即使战争失败了也要尽可能维持我们的生存。”“但您觉得这现实么？”我看着他的眼睛问。这时将军流露出了一种痛苦的表情：“您想听真话么？”我点点头，他的回答简单明了：“完全不现实！”

于是我们因为观点一致而陷入沉默。“但您终究还是不愿意放弃对么？”将军抬起头看看我，“否则您也不会去柏林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总归要试试看对吧？”将军把眼镜摘下来，用手帕擦擦眼睛。“不过老实说，你们走社民党的门路并不明智。”他一边擦眼睛一边说：“社民党现在并没有那么大能量，因为巴登王子释放了很多政治犯，所以有一批更有影响力的激进分子已经出狱了，比如那个波兰人叫……什么来着？”

“罗莎·卢森堡？”

“是的这就是这个人，她现在领导着一个比独立社会民主党还要激进的组织，这帮人更有可能左右柏林的命运。您可以去见希法亭，虽然我觉得这个人恐怕帮不上您的忙，而且如果您直接走社会主义者的渠道去柏林，说不定会惹上什么麻烦，但我们的唯一希望又只能寄托在德国人能够保住帝国这一点上。所以我让罗登将军给你准备了一个官方使命，在非正式场合见一见巴登王子。您在德国总参谋部的那个朋友，那个普鲁士上尉可以帮您安排，罗登将军已经跟他约好了，他现在也在柏林。

“总归要试试看，对吧！”说到这里，将军站了起来。当我走出大本营的时候，我想或许这样的使命落到我这样的人身上，正是帝国末日的体现。

在柏林有两件事情让我感到惊讶。首先是当我把施特劳森贝格的话和M聊过之后，她对这一切没有感到丝毫意外。“我当然希望一个独立民主的捷克，”她说，“但这一和哈布斯堡继不继续统治奥地利没关系，二也不是奥地利现在能管得了的。如果那位荣格先生真的想动手，我们现在怎么会一起坐在去柏林的车上呢？”说完她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然后恶作剧式地把脸凑过来：“三是我觉得施特劳森贝格将军真的很有眼光，你的确不像个搞政治阴谋的人！”“所以我只能去奥尔穆茨当机枪排长咯？”我这话说完我们两个人都大笑起来。像这样的谈笑哪怕在半个月前也是无法想象的，而能够拿中欧眼下最大的政治风波讲笑话，大概是只有我们俩这种奇葩配对才能有的幽默感。

第二件让我感到惊讶的事情是，柏林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更糟。在维也纳的电车上每天都可以听见各种笑话柏林的段子，比如一匹马饿死在柏林的马路上之后所有人都扑上去想从它身上撕块肉吃、或者柏林人夏天不穿鞋等等，我曾经以为这些全都是编出来黑柏林人的段子，但现在看来柏林除了伙食跟维也纳一样差，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如维也纳了。

走出柏林火车站之后施莱歇尔上尉带着一辆车来接我们，他的气色和在斯帕的时候比起来几乎没变，但神情变得更严肃。在见到M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多恭维两句，只是会心地笑着说：“啊，这就是阁下在莱比锡的任务嘛！”让我怀疑施特劳森贝格向他和罗登将军交代了一些工作以外的事。

我们坐在汽车上从柏林城区穿过。和上次来的时候比街头集会的人群已经有了肉眼可见的增长，高喊要面包要和平的工会工人与高喊誓死保卫鲁登道夫的残疾老兵在马路两边相安无事，前提是如果街上有警察的话。和维也纳人一样这些人看起来愤怒而饥饿，但和维也纳人相比柏林人的眼神里充满了疲惫。这或许是因为在奥地利人们只要默默地等待帝国崩溃就能迎来新的国家，但在柏林即便战争结束了，德意志仍然是德意志，它已完全不值得统治，但总得有什么人来统治它。

“作为一名军方的宣传干事我不得不佩服贵国的毅力！”为了活跃气氛，我提到了在出站时看到的报纸，“贵国的内阁已经开始议和了，然而报纸上还在推销战争债券，可你们上哪找人买呢？”

“表面上我们说，买债券的利率比定期存款高，”施莱歇尔首先提高声调说出了上半句，然后才回过头来面对着坐在后排的我们，“但实际上买债券的人都是些老父亲和老母亲。他们才不关心收益，只把买债券当作给儿子寄买路钱！”

施莱歇尔的回答突然让我想到了奥托老爷子，也让车上的气氛变得有些凝重。直到他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其实只是一个有点残酷的笑话。随着鲁登道夫那边的压力越来越大，施莱歇尔最近其实反而过得不错，只要法国战局起了变化，他在陆军的靠山格勒纳就会把国内的兵权接管过来。大概也是因为格勒纳将军正逢用人之际，施莱歇尔在把我和M送到旅馆之后就坐车回去了，说是等跟巴登王子安排好的时候再通知我。所以在目送他的汽车远离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基施帮我们张罗好的事。

因为在维也纳的时候基施让我用卡尔·伦纳的名义去找希法亭，所以我理所当然地去了社民党的总部。当我开口问知不知道有一位叫鲁道夫·希法亭的先生的时候办公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他们说那个人现在早就去一个更进步更革命的地方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直到晚上回到旅馆的时候跟M提起这件事，她才说其实希法亭最近加入了独立社民党，她下午刚在咖啡馆里听同学谈起过他。“我觉得你们社会主义者真是麻烦，明明朋友一场，多了一个U字就不共戴天了！”我试着开了个玩笑，结果M有点生气地盯着我说：“这就是革命的人际关系！”不过第二天上午当我提出和她一起去独立社民党的总部看看的时候，她因为想见见卢森堡，所以没有跟我赌气。

我以为独立社民党的规模不会很大，但当我们来到他们的据点时简直就像撞进了一个正在匆忙撤离的集团军指挥部，虽然他们并没有在销毁文件。我拦住一个正在搬运一坨海报的青年询问希法亭在不在，这个像印刷厂工人一样浑身油墨的小个子社会主义者非常有礼貌地摘下帽子，指给我通往楼梯的路，但当M询问卢森堡在哪里的时候，他反而轻蔑地戴上帽子，用似曾相识的语气说：“卢森堡女士？她早就去一个更进步更革命的地方了！”然后扬长而去。我当场差点被这“革命的人际关系”逗得笑出声来，但M显然被气得不轻，我只好用长辈一样的语气哄着她来到了希法亭的办公室。

在维也纳的时候基施拼命地跟我渲染这个希法亭的学识多么渊博，他的著作如何可以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媲美，但至少从第一印象上看，希法亭的气质比那个跑社会新闻的基施更接地气，他微笑的时候两颗土拨鼠一样的龅牙就会从胡子下面冒出来，全身上下最能体现他知识分子气息的可能就是那颗光光的秃脑袋了。“欢迎来贼窝，维也纳人！”一看见我们进来他就跟我们握手。“我是从布拉格来的。”M故意用捷克语说，但希法亭居然用捷克语漂亮地回答了：“您好，布拉格的小姐！”然后切换回德语跟我说：“我只会说这么多，因为我只需要用这么多！”说完他当着我们的面大笑起来，即便我觉得这个笑话似乎不那么得体。

和寻找希法亭的过程相比，我们与希法亭的谈话本身并没有那么有趣。也许是因为在经济学上的造诣太高深了，希法亭对几乎所有我提出的问题都没有给出明确回答，而他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和奥托·鲍尔的文章几乎没什么两样。从这一点上看施特劳森贝格的判断确实比基施更准。相比之下M和他倒是聊得非常融洽，以至于在希法亭办公室里我反而把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她的身上，仿佛是在欣赏她和大学里的教授讨论论文。我觉得经历了今年这么多事以后，至少在眼下这个瞬间，我很清楚她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么帝国对我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施莱歇尔通知我去见巴登王子之前，我恐怕只能凭自己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