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繁昌人字洞发现20周年。10月18日，中外学者齐聚繁昌举行研讨会，并参观人字洞陈列馆和发掘现场。繁昌人字洞将亚洲人类起源的历史至少提前了30万年，人字洞遗址也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人字洞遗址发现20周年之际，其当年发现、发掘背后的故事，至今读来依旧引人入胜。

采石工人盛宏江

10月18日，繁昌人字洞外，记者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82岁的黄万波聊起当年给他寄化石的采石工人盛宏江时，老人十分激动，给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形。

盛宏江是孙村镇人，初中辍学后加入了民工队伍，在附近的癞痢山上炸山采石。在此过程中，他觉得这个山的石头与别处不同，少有优质青石，石头多缝，夹杂泥土。1984年11月的一天，他与以往一样抠一块大石头内的泥时，发现泥土里有一块碗口大小的灰白色东西，很光滑。他感觉不论是光泽还是形状都极像动物的牙齿、头骨，他一下子联想到书上写的恐龙化石。怀着激动和好奇，盛宏江在附近认真查找。他的怪异举动引起了工友们的不解和嘲笑。工友们已见惯了这些如动物骨头般的石块，遇到时只有捡出来剔到一边。另外，当地人认为这些骨头样的东西是不祥之物，看到盛宏江收集这些玩意，工友们也乐意把剔捡到的骨头化石全给他。

在苦苦钻研仍不得其解后，盛宏江将骨头石头寄给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万波教授。当时，他根本不知道黄教授是长期从事古人类与古生物研究的著名学者，也不知道举世瞩目的我省和县猿人和四川巫山人遗址发掘工作都是他亲自主持的。

黄万波教授收到化石后很高兴，亲笔给盛宏江回信，并安排自己的弟子、安徽省博物馆研究员郑龙亭前去探勘。后来，盛宏江又不顾家庭的拮据，带着那些他拾到的石块，自费去北京，拜访黄教授，并受到了热情接待。自此，盛宏江、繁昌县孙村镇、瘌痢山，连同化石，都给专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据繁昌县文物局局长徐繁回忆，1995年5月份，人字洞遗址1号塘口在开采石料过程中发现大量动物化石，接到孙村镇政府电话，他立即赶到采石场调查。时任红花山水泥厂采石车间主任俞乃平非常有心，认为在山上缝隙中出现大量骨头肯定不同寻常，有心将流散到工人手中的化石收集到办公室集中进行保管，并及时向镇政府分管领导汇报。办公室墙角处堆放的几袋动物化石，石化程度很高，时代应该很久远，随后将化石全部带到县博物馆收藏。

安徽课题组的“柳暗花明”

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认定人类起源于非洲，大约180万年前才从非洲向欧亚大陆扩散。上世纪末，我国设立“九五”攀登专项，支持学者在中国境内寻找距今180-400万年的古人类遗存以解决东亚人类起源这一重大问题。这一课题，由后来于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古脊椎所邱占祥研究员担任项目首席科学家，设立四个子课题，即：云南子课题、鄂西川东子课题、河北泥河湾子课题和安徽子课题。

安徽以外的其它三个子课题都有前人比较扎实的工作基础，工作地区都已有古人类化石、古猿化石或旧石器发现，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古人类学界的研究热点，课题负责人也都是功成名就的前辈级资深研究员，唯独安徽子课题可谓“一穷二白”，当时的安徽课题负责人金昌柱“压力山大”。

安徽课题组的野外考察工作是1998年4月12日开始的，地点为淮南市八公山。4月12日—5月3日期间，发现了大量脊椎动物化石。然而，发掘了快一个月，却始终没有发现大家最期盼的与早期古人类有关的遗迹和灵长类化石，所以大家很着急。

天公也不作美，绵绵细雨一直不停地下着，这让金昌柱想到了江南，想到了郑龙亭介绍过的繁昌瘌痢山的情况，以及古脊椎所的黄万波研究员说起过的那里有一个对化石执着的叫盛宏江的青年。或许，那里有他要的东西?金昌柱决定带郑龙亭去看一看。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两人终于辗转来到了繁昌。

癞痢山位于繁昌县孙村镇，海拔高度142米。1984年，采石工人盛宏江在癞痢山采石作业时发现3块化石后，寄送给黄万波研究员，经鉴定为更新世的犀牛牙齿。1987年，安徽省博物馆郑龙亭、李治益、繁昌县文物管理所陈衍麟等考察了癞痢山，对孙村镇附近的这一化石地点进行了调查，采集到一些零星的哺乳动物化石，经鉴定为铲齿象和库班猪等，其地质时代可能为中新世中期。1995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韩立刚等也对该化石地点和邻近地区进行了调查，获得更多的信息。尽管1984年首次发现的犀牛牙齿究竟是哪个洞或裂隙产出的始终是个谜，但上述发现和信息为在该地区开展新生代晚期地层及古生物化石调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癞痢山”和“人字洞”

1998年5月4日上午，徐繁陪同金昌柱和郑龙亭前往孙村镇，首先就来到了瘌痢山，找到了盛宏江信里提到、后来郑龙亭实地踏勘过的一号点。当时，开采剖面几乎呈90度，为了采集化石标本，金昌柱和郑龙亭不顾安危，腰间系上安全绳，爬上陡坡，分层采集了大量化石标本，金昌柱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点，有进一步做工作的必要，当晚决定留宿孙村镇继续调查。

5月5日下午，两位专家在现场发现了灵长类原黄狒等一批化石，金昌柱异常高兴，立即向北京的首席科学家邱占祥先生进行了汇报。

花甲之年的邱占祥先生，5月7日乘飞机从北京赶到合肥，不休息立即又坐车3个小时赶到繁昌。邱占祥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孙村镇的宏林旅社，见到金昌柱的第一句话便是“上山”。到了山上，太阳刚刚落山，在昏黄的暮色中，邱占祥凝视着这处人字形的裂隙，连声说“好”。问起地点的命名时，金昌柱把早已酝酿成熟的“人字洞”三个字说了出来。邱占祥略一沉吟：“不错，这个裂隙像个人字，也可能是个洞，希望能找到人。明天开始我和你们一起上山采化石!”有了首席科学家的首肯，“人字洞”的名字就正式启用了。

没多久，人们觉得“瘌痢山”太不中听了，渐渐地，也不再叫“瘌痢山”而改口叫“人字洞”了。邱占祥认为，原黄狒以前在长江以南还未发现过，此次原黄狒化石在人字洞的出土，证明人字洞有着距今至少200万年的历史，期望大家再接再厉，能有新的重大发现。人字洞遗址发掘和保护工作由此拉开了序幕。

徐繁介绍说，当时采石场从南到北分布1至4号开采塘口，人字洞位于最南侧的1号塘口。开始是1号塘口封闭进行发掘，但紧邻的2、3、4号塘口每天都要放炮炸石，每到放炮时间，所有发掘队员都要停止手中的工作到防炮棚躲避。遇到重要化石出土，队员舍不得离开，继续留在现场清理，金昌柱先生反复催促队员离开。有时金昌柱自己违反规定，不顾安危留在现场进行清理，回去后遭到队友们一致批评：“你是安徽课题组组长，一旦出事了咋办?”金先生憨厚地笑笑，承认错误，但总是屡教不改，屡改屡犯，晚饭期间，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常态，一时成为笑谈。

宏林旅社和工地生活

据20年前参与了繁昌人字洞发掘的繁昌文物局汪发志回忆，人字洞遗址发现于1998年5月3日，课题组原计划在结束淮南的工作后，再开展正式发掘。不料，5月10日之后，繁昌地区连降大雨。12日，人字洞剖面出现塌方，大量珍贵化石暴露地面，必须要进行抢救性清理。因时间紧急，课题组决定临时租住旅社作为驻地，孙村镇上的宏林旅社作为一处比较适合的地点被大家选中。从此，这些不寻常的旅客打破了这家小旅馆的宁静，开始异乎寻常地热闹起来。一家小小的乡村旅馆，各级专家来往不绝，考古工作在普通百姓眼里本来就很稀奇，这里一时间竟成为当地居民关注的焦点。

抢救性发掘历时20余天，主要工作人员是课题组长金昌柱和汪发志。作为初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刚参加工作就能和北京专家一起参与如此重要的项目，汪发志内心的兴奋和激动不言而喻。每天他们步行或坐小三轮上山工作，采集标本。回来后第一时间对标本进行清洗和登记。尽管只是短时间的抢救性清理，但发现却异常丰富而重要。初出茅庐的汪发志，当时还不太明白，自从他们采集到几块疑似人工打击的片麻岩标本和原黄狒化石后，金昌柱老师会在晚餐时让他陪喝几瓶啤酒，开心的心情溢于言表。饭后，金老师会拿着放大镜对石块反复观察，仔细琢磨，并拿着一本《人体解剖学》对一块原黄狒的股骨反复比对。后来知道，在金老师的眼里，已经嗅出这些重要标本的“人味”，它们与攀登专项的目标原来是如此的接近。

1998年10月，开始正式发掘。为工作方便，课题组决定在癞痢山脚下就近住宿，但住宿地点却几经辗转，很多片段让人难忘。刚开始，因为人数较多，一时没有合适的驻地，当时的繁昌县第三水泥厂就腾出几间采石工人休息的工棚让他们住宿。工棚是由较大的石块垒砌而成，顶部用混凝土浇筑，因为经常会有爆破的石块砸落，这里可以确保安全。1998年秋季的发掘，他们的住宿全在工棚。狭小的空间，简单的行军床，没有办公桌，看书和写工作日记全都在床上。

1999年春季发掘，他们的住宿改到车间的食堂。食堂建于上世纪70年代，人字坡顶，盖瓦，石灰墙面，空间较为宽敞。因此次发掘影响很大，考古队在这里接待过日本、韩国学者，以及古脊椎所著名旧石器专家张森水、黄慰文先生、中央电视台记者等一大批重要来宾。在汪发志的记忆中，1999年春季的雨量异常之大。静静的夜晚，乡村夜雨本有一种特殊的意境。但由于食堂年久失修，屋顶从小漏到大漏，队员们常常在晚上会被雨水打醒，不得不不断地移动床位避雨，本来排列整齐的床位一下子变得东斜西歪。遇到降雨特别大的晚上，各自床边接水的脸盆“叮咚”不绝，与队员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相和，竟奏成一曲难忘的“雨夜交响曲”。

1999年秋季发掘开始后，他们住到了当时兼任水泥厂机电科负责人的盛昌林大夫家，住宿条件全面改善。此后的几年，考古队和盛大夫一家相处极为融洽，不仅留下了很多亲切记忆，盛昌林还因此走上了无私的文物保护之路，一直为人字洞的看护、管理工作坚守岗位，默默付出。

科学严谨的专家张森水

20年来，繁昌县文物局局长徐繁，全程见证了人字洞的发现、发掘、研究与保护。在20年前来人字洞遗址参加发掘工作的学者中，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当属张森水教授。

张森水教授(1931-2007)是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裴文中院士和他合写的《中国猿人石器研究》(1985)是一本不朽的巨著。在此书出版的那一年，张森水54岁。在大家的心目中，他已经功成名就了。然而在1998年，67岁的他仍然兴致勃勃地来到繁昌县。面对刚刚发掘出来的那一大堆令考古学家既熟悉又陌生，似真又似假的石头块，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又一次以满腔的热情投身研究了。

初来人字洞时，张森水不苟言笑，话语也不多，初见时让人产生敬畏之感。在发掘现场，他仔细听取金昌柱关于发掘工作的介绍，从不轻易发表意见和看法，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待在采石场破旧厂房临时搭建的工作台上，不顾天气炎热和蚊虫叮咬，对发掘石制品和骨制品一件一件认真、细致观察和研究，当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骨制品可以定性后，这才露出笑容，给人感觉像变了个人似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钦琦回忆，1999年一大批从事旧石器研究的中外专家来到繁昌，其中有美国科学院的院士等令人仰望的著名学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多数的学者对这批旧石器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张森水教授的神态却十分坚定，毫不动摇。张森水多次私下对他言道：“我相信，这批旧石器是东亚远古人类最早的活动证据!”对于张森水教授的这种勇敢无畏的科学精神，徐钦琦由衷地感到钦佩。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安徽繁昌人字洞——早期人类活动遗址》(2009)一书的出版已经整整9年了。而离张森水先生的逝世，也已11年了。事实证明，这本专著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当前，科学界再也没有人反对他们的科学研究的成果了。

从张森水的论文看，当年他是第一次面对200多万年前那么古老的石制品和骨制品。但他没有畏惧，因为他对西方的研究状况，已经了然在心，于是他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这批材料做了记述，终于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东亚早期旧石器的道路。徐钦琦认为，张森水先生是一位勇敢的孜孜不倦的探索者，他那创新的科学精神值得大力弘扬。

“人字洞”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在繁昌人字洞古人类活动遗址发现20周年之际，当年发掘工作的课题组组长金昌柱表示，虽然人字洞发掘和综合研究工作的第一阶段(1998-2005)已经结束，阶段性研究成果《安徽繁昌人字洞——早期人类活动遗址》专刊也已正式出版，也陆续发表了系统分类学方面的系列论文, 但许多学术问题尚有待于深入研究，许多认识尚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人字洞遗址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这里还有十余米厚的富含化石和古人类文化遗存的堆积尚待发掘，已经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例如，尽管在人字洞内发现了大量人类打制工具的遗物，但并没有发现古人类的化石，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遗憾。而类似的这种遗憾，也是长期困扰中国和世界考古界的一个难题。在10月18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邱占祥院士就掩饰不住内心的渴望，希望未来能在人字洞内，发现哪怕是古人类的一颗牙齿，或者是下颚、关节等，这样就有充足的实证了。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新一轮的发掘和研究将再度启动，我们对此充满期待。随着我国远古人类化石材料及文化遗物的不断发现和愈加丰富，我们对中国人来自于何处，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在神州大地繁衍生息的，以及中国所发现的化石人类在亚洲乃至世界人类的起源和演化系统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等问题，一定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也许到那时，我们就能为所有的中国人续上一个更完整的‘家谱’，以不辜负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和人杰地灵的这片热土。”金昌柱在《二十年前的惊雷：繁昌人字洞遗址的发现》一文末尾说。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化石》杂志，在此表示感谢，并向发现、发掘、研究、保护繁昌人字洞的专家学者致敬!)

记者 马正超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