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名家访谈系列 马大正：西域“行者”

　　谭洪安

　　1987年2月，马大正挥别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正式加盟社科院创建不久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担任中心副主任兼学术委员会委员。

　　那时候，他已近知天命之年，在个人生活与学术生涯如此关键的节点上，决意调整自己的航向，不用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决断的。

　　三十年后的今天，回首当初，现居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高位”的他，看来并无悔意，笑言那是“我学术人生最有意义、最值得回忆的难忘岁月”。

　　那让我们看看，在相熟的朋友同行乃至后辈中人称“老马”的他，在事关重大而又相当敏感的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中，到底是如何识途的吧。

　　转向边疆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一书记载，1982年2月4日，时为中国社科院首任院长的胡乔木，曾就我国边疆沿革史研究等问题，致函李先念等高层领导人，“建议中央指定现有部门成立专门机构，进行长期研究，并下决心出一批书，这样才能培养新的专业人才，使我们遇到有关问题时便于应付”，避免“临时抱佛脚，事后就撒手，致资料无法积累，人才日见凋零”。

　　3月6日，李先念批示“同意胡乔木意见，应该重视关于中外关系史和中国边疆沿革史的研究工作”，“研究改进措施，加强这方面工作”。

　　大约一年后，即1983年3月19日，中国社科院边疆中心成立，由著名史学家、民族研究所顾问翁独健教授为首位主任。

　　翁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赴美留学，专攻蒙元史，193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即回国任教。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兼市教育局局长，并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他出任副所长。“文革”中他受到不公待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复任副所长。而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民族所的马大正，就是他十多年的得力部下。由于有这一层关系，边疆中心成立之初，马大正作为“编外人员”时时参与中心的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

　　据马大正回忆，1983至1987的四年间，边疆中心发展的步履异常艰难，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初创时期中心高度重视中国边界问题研究，但此类问题政治上较为敏感，资料搜集受到诸多限制，而且专门人才匮乏，研究成果也难以发表；二是边疆中心实际上是“多头管理”，繁复的商议与协调消耗了中心领导极大精力，却又收效甚微。

　　1986年5月28日，翁独健教授逝世，面临诸多困难的边疆中心处境更是雪上加霜。1987年2月14日，社科院决定将边疆中心改组为“院领导下的一个开放性研究中心，其行政工作划归近代史所管理，业务工作直接对院负责”，前期研究和组织工作表现甚佳的马大正，也因此由“编外”转正。

　　另据马大正的多年学界好友、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者李世愉忆述，1987年改组后的边疆中心，其实只有几个全职人员，租用的是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的民盟中央招待所，条件非常艰苦，除了几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几个书柜外，几乎一无所有，真是白手起家。就在那种不利条件下，马大正与中心主任吕一燃扎扎实实共同努力，为中心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年后，吕先生退休，马大正一人承担了中心的领导重担，可谓是呕心沥血。

　　马大正自己回顾在边疆中心工作的岁月时说，前期他既是一名研究人员，也是中心领导之一（1987~1993年），后期则担任主要领导（1993~2001年），其间大体上做了三件大事：一是为开展三大研究系列出谋划策；二是为当代中国边疆调查的展开身体力行；三是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尽心尽力。

　　十年苦修

　　马大正是地道的上海人，中小学教育均在上海完成，1956年7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那时候山大还在秀美的滨海港城青岛。大学生涯四年，经历颇不平静，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都在年轻的他心目中留下了不易磨灭的印记。

　　1960年7月本科毕业后，他获免试保送攻读山东大学（前两年山大已迁到省会济南）历史系研究生，师从近代史专家徐绪典教授。徐教授毕业于燕京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曾供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担任过中国义和团运动研究会副理事长。得遇名师的马大正，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就是《太平天国革命与英美传教士》。

　　1964年6月初，马大正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学习生活，抱着立志争当“红秀才”的雄心，离开山大，赴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前身）报到，步入当年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但与大多数同龄的青年学人一样，在1964到1975的十年多时间里，身处研究机构、一心施展抱负的马大正，却长期与科研工作无缘，反而不由自主地翻滚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漩涡之中。他前后两次被安排到“四清”运动工作队，下乡参加劳动锻炼，第二次“四清”运动队集训刚结束，“文革”就开始了。那十年间，他时而是“革命动力”，时而又成了“革命对象”。

　　时过境迁，回首那段动荡的岁月，马大正颇感一言难尽。不过他说，那些年平心而论，确是经风雨、见世面、长知识，对社会真实观察和体会的加深，这也是大多数时间埋首书斋的社科工作者，特别是历史学者不可缺少的必修课。

　　1975年秋冬之际，转机不期而至，马大正得到了毕业以来第一个参与研究课题的机会——《准噶尔史略》一书的撰写，而这项研究的真正有序展开，已是“科学春天降临人间”的1978年了。

　　1982年，《准噶尔史略》完成后，他投入17至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政治史的研究，1984年，又参加了由翁独健教授主持的专著《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的撰写，分工是隋唐民族史部分，并于1986年完成了书稿。通过上述两个研究课题，他对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富特色的王朝——唐王朝和清王朝的疆域与民族史事，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在此期间，他还担任《民族研究》的编辑，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的组织和撰写，与学界同仁广泛交往。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到1987年边疆中心实行重大改组，他走马上任，挑起构筑中国边疆学的重任，也就顺理成章了。

　　行万里路

　　1982年，当《准噶尔史略》一书完成初稿后，马大正和研究同仁策划几年的“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计划”，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支持下，得以付诸实施。

　　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官方组织的对新疆地区蒙古族的综合性考察，马大正的“天山问穹庐”之梦，由此开始了。

　　考察队于1982年6月15日在乌鲁木齐正式成立，当天即启程，至8月7日结束考察返回乌市，历时54天，途经15个市、县，18个区、公社和牧场，行程5523公里。

　　据马大正回忆，自1981年到2017年的36年间，他已61次到新疆，足迹东起哈密，北达阿勒泰、塔城，西抵塔什库尔干，南至喀什、和田、且末、若羌一线，还沿和田河自北向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对天山南北风光有了实地感受。而1979年到2017年之间，他还共计赴云南34次。

　　“这实为人生的幸事！”他感叹说。

　　这61次奔赴新疆，多与他的新疆研究中如下五个重点有关：新疆卫拉特蒙古研究，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新疆考察研究，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新疆社会稳定战略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研究。

　　在1997年出版（后来数次再版）的记述1982年新疆考察之行的《天山问穹庐》一书开篇，马大正这样写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治学的古训，我实践着。实地的访察，弥补了书本知识的局限，拓展了我的视野。”

　　这里且举他数访著名的霍尔果斯口岸为例。1982年7月第一次新疆考察到达伊犁时，因时间太紧，未能探访霍尔果斯，成了马大正一大遗憾。1986年8月借赴疆参加学术会议之机，才得以弥补。

　　霍尔果斯口岸，在清前期还是中国境内的驻防之地，同治年间（1862~1874年）中俄划界后，才成为边境哨卡。19世纪下半叶以来，这里一直是中俄（后为中苏）的传统口岸，20世纪50年代一度是中苏贸易的最大口岸。60年代中苏交恶后，霍尔果斯也成了“反苏前哨”，至1967年口岸基本呈关闭状态。

　　1983年，霍尔果斯又是首先开通的对苏贸易口岸。也许是开放未久，双方人员来往不频繁，1986年8月马大正看到的口岸现场仍显冷清。经当地边防驻军安排，他得以进入营房，登上高耸的瞭望塔，通过高倍望远镜观察苏方的边境农场。只见远处白色的木板平房整齐有序，鸡犬相间于道，一派平和景象，与以往几年他在数处中苏边境感受到的紧张气氛，已经截然不同。

　　四年之后，1990年9月，马大正再次走访霍尔果斯时，口岸的现代化建设初具规模了，国门两侧两国人员熙熙融融，生机勃勃。恰逢北京亚运会即将举行，国门中方一侧大标语牌上画着亚运会的吉祥物大熊猫。马大正见状不禁想：真是换了人间！

　　而近二十年后，今天的霍尔果斯口岸，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相邻，已成了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欧亚国际大通道的中转枢纽了。

　　“前线”“前沿”

　　过去三四十年，马大正投身中国边疆历史及边疆治理研究，他的最大心愿是，构筑一门新的学科：中国边疆学。

　　早在2011年7月，他接受美国《中国历史评论》（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创办的英文学术专刊）特约记者单富良采访时，就从当代中国边疆的重要战略地位的视角，谈到了中国边疆的特色，认为大体可以从三个角度展开思考：

　　第一，中国边疆地区是我们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漫长的历史留下了两大遗产，一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二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当代中国的边疆和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个民族，是这两大遗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第二，中国的边疆地区是国防的前线和改革开放的前沿。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边疆就是国防的前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边疆地区又成了对外展示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窗口。

　　第三，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实践已经证明，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飞速成长，中部地区也在不断崛起，如果西部地区跟不上，何谈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

　　马大正解释说，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宏观历程，可以用十三个字来概括：千年积累，百年探索，四十年实践。

　　所谓“千年积累”，是指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前辈学人留下了丰富的对边疆状况的记述和评议。所谓“百年探索”，涵盖了19世纪至20世纪200年的时段，中国历经巨变，改朝换代，民族危亡、民族振兴是这一历史时段的主旋律之一。期间的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外患挑衅日益严峻，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此为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20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中国面临敌寇步步进逼、亡国灭种的危机，“边政学”初露端倪，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

　　所谓“四十年实践”，指的就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的大发展，可称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三次高潮，目前仍然方兴未艾。

　　马大正特别强调，对中国边疆研究学术成长史而言，1949年和1978年是两个关键的年份，因为这两个年份中国大地上政治的重大变动，中国边疆研究不可能不受影响。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就学术研究来说，1978年正是冲破极“左”干扰，让学术回归学术，“科学春天到来”的一年。

　　他认为，这一次研究高潮，一来突破了以往仅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狭窄范围，逐步形成了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为三大重点（也就是前文提及的“三大研究系列”）的格局，二来突破了史地研究的专业范畴，将中国边疆历史和现状相结合，努力理顺研究与政策的关系。

　　壮心不已

　　2010年4月，时年七十二周岁的马大正退休了。但他个人感觉，退休对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没有太大影响，一切仍依常规在进行，因为“边疆研究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是不会中止的”。

　　早在2002年末，他受邀参加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协助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教授从事协调和组织工作，马大正说，他将此视之为一次难得的重新学习清史的机会。

　　在他看来，有清一代是中国疆域奠定和变迁的历史阶段，也是清政府边疆政策由成功走向失败的特定时期，一些当时困扰清政府的边疆、边界、民族等问题，到今天依然存在。从清代历史的总体性和以史为鉴的目的出发，有关清代边疆、民族方面的课题，理所当然要成为新编《清史》的重要内容，因此已专门设置《边政志》，以补民国初年编纂的《清史稿》的不足。

　　关于《边政志》，马大正想说的话不少：“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及治理方式，是随着王朝国力的消长不断变化的。到18世纪中期《乾隆内府舆图》制定，中国历史疆域最终确立，当时陆地国土面积为1300万平方公里，其中边疆地区占到了一半以上。近代以来，中国边疆丧失了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但今天中国的边疆省区仍占陆地国土面积的60%左右 ，可见边疆在历史上和今天中国的重要地位。”

　　“清代是中国历史疆域最终确立、集中国历代边疆历史发展之大成的时期，今天的边疆治理或边界争议中的问题，其源头大多可上溯至清代，”马大正说，“所以设专志记载清王朝在边疆地区治理和施政十分必要。”

　　今年9月，马大正年满八十周岁。每星期的工作日里，有好几天他仍然坚持穿过半个北京城，从东南三环的“自乐斋”家中，到西北海淀中关村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上班，而且不时长途飞行出差，继续“行走”全国各地，特别是辽阔边疆，精神矍铄，乐此不疲。

　　在今年3月编印的新著《学涯备忘》前言中，马大正写道：当然，研究工作优劣成败，应由社会评说，我只是做了自己乐意做的工作，在自己所在的岗位上尽了责、出了力，或者说没有虚度年华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而他萌生的最重分量的感言是：“我庆幸自己研究始步之时，即遇到了好时光。此言好时光，依我体会，第一是好时机——正逢科学春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