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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8-08-09 10:29:35
摘要:
体系,泛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 是不同系统组成的体系。自然界的体系遵循自然的法则,而人类社会的体系要复杂得多。js3833首頁
体系,泛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 是不同系统组成的体系。中国传统家具有无自己的体系呢?首先,中国传统家具是古代中国人生活样式中使用的主要器具, 它表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判断; 其次,中国传统家具在制作工艺中有一定的形制、类别和品种、结构方法、用材标准,并实现应有的功能;通过装饰来表现审美取向。从这三个方面考察,中国传统家具表现出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各类家具表现出它的独特性、稳定性和一贯性(独特性,具有容易辨认的明确的特点;一贯性,从整个家具系列到个体家具的造型、立面、局部、细节装饰等都贯彻这个特点,构思完整统一;稳定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特点不变,并且产生一批代表作品如明清式家具)。显然,中国传统家具自成体系,在世界家具史上应享有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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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传统家具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判断
1.1 中国传统家具的文化取向
中国传统家具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物质文明。由于中国自秦以来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而社会架构是郡县制和县以下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因此在上层社会(宫廷、士大夫阶层),它表现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一种物化;在下层社会,它表现为中国民俗文化的物化。
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自汉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学”以后,儒家文化就成为统治阶层的主流文化,统治阶层以君主为中心,各级官僚和士大夫为外围,构成了古代中国的主体;他们以“三纲五常”来规范社会制度和生活准则。“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1]。“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所信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2]。中国传统家具在上层社会表现为“君为臣纲”的威仪和尊贵,用料无不穷其极,做工无不精其巧[4、11、12]。对此多有叙述,不多赘言。
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经济社会,在占人口95%以上的农村中,由于生产力低下,不得不组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以求生存和繁衍[3]。虽然体现三纲五常的族规、族法依然牢牢地控制着每一个人,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流行,加之唐宋时期兴起的城市文明的发展,民众的生产、生活活动有其自然生长的一面,在农村遵循农业生产的经济规律,在城市则遵循手工业生产的经济规律,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民俗文化。它包含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情调、人生愿望和追求、心灵世界、文化性格、生活愿望和审美情趣。在下层社会,中国传统家具的文化取向为经济实用,并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而且多在装饰中寄托对生活的愿望, 如福寿绵延、平安富足等等和表现飞翔、灵动、飘逸的艺术心灵和对审美人生的不懈追求。
1.2 中国传统家具的价值判断
在古代中国社会,家具是一种实用的生活器具,它具有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对上层社会来说,它的功能价值不仅在于能坐能卧能贮物等生活方面的实用功能,它还有表现社会地位、政治威权、炫耀财富的社会功能。宫廷中的宝座和居庙堂之高的权贵官僚府邸中的家具就显示了这一特点。但在另一方面,处江湖之远的在野士大夫则有“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这种旨趣和达官豪绅利用家具来炫奇斗富,又大不相同[4]。
下层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农民、市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为了生计,必须终日辛勤劳作。他们对家具的价值判断,首先家具是维持日常生活的器具,功能是第一性的;其次,它必须能就地取材,以在有限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制作出来;再者,在家具的制作中,他们可以表现生活的情趣和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如“莲花生子”、“麒麟送子”、“百子图”等装饰纹样,以及一些取谐音或谐意的造型设计都表现了他们顽强的生活精神和乐观的生活态度[5]。
1.3 地域风格
中国幅员广大,南北的气候差异殊甚。即使古代中国处于农业经济社会,但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也相差巨大。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繁荣从《清明上河图》可见一斑[6],而至南宋,江南地区的富庶已至“苏常熟, 天下足”的程度[7]。这种地理和经济的客观因素,促使中国传统家具出现了不同地域风格。在红木家具中,有苏作、京作、广作三大地域风格,但从中国传统家具的总体上来看,则更广泛得多,《中华民族传统家具大典》(地区卷)把其分为:京作家具、苏作家具、广作家具、宁作家具、晋作家具、海派家具、福建客家家具、皖南家具、河南家具、巴蜀家具、台湾传统家具等[8]。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各地域风格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它们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判断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和地缘经济的差异,在用料、加工工艺、装饰等方面有所变异,这也在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凝聚力。
2 制作工艺
2.1 形制
形制,指的是一个物体的形状和构造。形制这个概念最早是在建筑上提出的,欧洲古典建筑分两种主要形制,一是巴西利卡”(Basilica)形制,原为罗马人的议事大厅, 大厅被两个纵向柱列分成三个部分,两侧为侧廊,中央高起部分为中厅这种形制;二是以拜占庭建筑(Byzantine architecture)为代表的集中式形制,它的特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屋顶造型,普遍使用“穹隆顶”。第二个特征是整体造型中心突出。在一般的拜占庭建筑中,建筑构图的中心,往往十分突出,那体量既高又大的圆穹顶,往往成为整座建筑的构图中心,围绕这一中心部件,周围又常常有序地设置一些与之协调的小部件。第三个特点是它创造了把穹顶支承在独立方柱上的结构方法和与之相应的集中式建筑形制。其典型作法是在方形平面的四边发券,在四个券之间砌筑以对角线为直径的穹顶,仿佛一个完整的穹顶在四边被发券切割而成,它的重量完全由四个券承担,从而使内部空间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第四个特点是在色彩的使用上,既注意变化,又注意统一,使建筑内部空间与外部立面显得灿烂夺目。
在建筑的构造上,古希腊发明了石质梁柱结构,它在艺术上是很完美的造型形式,被后人称作“柱式”,而古罗马则完善了砖石的拱券结构,并使用了天然火山灰混凝土。到了中世纪初期,仿罗马式教堂墙厚柱粗,结构笨重,形式沉闷;哥特式教堂则用一种框架式尖形拱券结构体系,轻巧玲珑,并以高高的尖塔美化了城市的轮廓,达到很高的技术和艺术水平。从水平方向向垂直方向的发展,一方面是基督教神圣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9]。
西方的古典家具没有从矮坐型向高坐型转变的情况,在古埃及和古希腊,坐类家具和床榻类家具一开始就是高坐型的。不过直至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古典家具深受建筑的影响,甚至是建筑的小型化,在仿罗马式家具、哥特式家具上可以看到无处不在的建筑的痕迹,现存于德国威尔赫姆市政厅(Rathaus, Welheim)中1587年制造的一只衣橱,在每一个细部上都酷似文艺复兴时期宫殿的缩影,它们远比同期德国的建筑师所建造的房子更准确地表现了古典[10]。
中国的古建筑是梁柱式的框架结构,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建筑结构上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因为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是木构架结构, 即采用木柱、木梁构成房屋的框架,屋顶与房檐的重量通过梁架传递到立柱上,墙壁只起隔断的作用,而不是承担房屋重量的结构部分。由于房屋的墙壁不负荷重量,门窗设置有极大的灵活性。此外,由这种框架式木结构还形成了独特的斗拱结构,即屋檐下有一束束的“斗拱”。它们是由斗形木块和弓形的横木组成,纵横交错,逐层向外挑出,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这种构件既有支承荷载梁架的作用, 又有装饰作用。到了明清以后,由于结构简化,将梁直接放在柱上,致使斗拱的结构作用几乎完全消失,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装饰品。
家具从来是建筑中的一部分,与建筑的关系如影随形。自宋代起,中国的家具工匠在直接吸收了两宋时期建筑的“大木梁架结构” 做法中,运用宋代发达的小木作制作工艺,很快使宋代家具完成了向高形体的过渡,确立了框架结构的形体式样,替代了隋唐以来沿用的箱形、台座壸门式结构[11]。
王世襄先生认为,“唐宋之际,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出现了新兴家具‘高桌’。高桌形式不一,有的吸取了大木梁架的造型和结构, 成为无束腰家具;有的吸取了壸门床壸门案和须弥座的造型与结构,成为有束腰家具。流风所及,束腰在其它家具上也纷纷出现,到南宋时已和无束腰家具渐成对等之势。在明及清前期的家具中,无束腰,有束腰更是普遍存在,形成了两大体系,不同家具的不同造型, 都忠实于不同的渊源,彼此之间,界限分明, 不掉换,不掺混,例外只是极少数。历时上下千百年,处地相去几千里,矩矱法式,基本不变,这就是传统家具的造型规律”[4]。显然,从结构上来看,中国传统家具从箱形盒式的家具向框架式家具转变的过程中,形成了无束腰和有束腰两大形制[12]。
2.2 类别和品种
人们在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中,需要使用各种各样的家具。《中华民族传统家具》一书根据用途分为三大类:承坐类、卧藏类、工具用具类。《明式家具研究》一书把明式家具分为:椅凳类、桌案类、床榻类、柜架类、其他类。《中国红木家具》一书则没有归类,只是罗列出从椅到桌再到床榻、屏风和其他类家具,有23个类别。三书的分类标准和方法不同,但总的来说,从人类的生活行为来说,有坐、倚靠、卧(包括半卧);从人类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功能来说,有贮物、工具用具(如洗脸盆架等)。前者比较概括地进行总结性的分类,后二者则比较具体性地分类。
中国传统家具已包含了满足古代社会中人类生活行为和日常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各类家具,而且其品种也相当丰富,举例来说, 在明式家具中,椅凳类的就有杌凳、坐墩、交杌、长凳、椅、宝座等6大品种。
2.3 结构方法
中国传统家具的结构在唐宋以前主要是箱式结构,嗣后转变为框架结构。此外,还有板式结构、折叠结构、组合拆装结构。西方的各种家具类型,长期保持着以块体式为主要特征的形体式样,如意大利的卡索奈长箱(cassone),甚至到16世纪的英国安乐椅也是一种箱式结构[参见参考文献10的图48的Joined furniture, Sixteenth-century English oak armchair with linenfold panels,称之为细木工家具(joined furniture),当时从荷兰等国家的工匠来到英国,带来了一种新技术,用燕尾榫把窄板连接成宽板,恢复了中世纪的箱式结构,以对抗当时的用板嵌入框架(panel-set-in frame)的框架结构[10-13]。中国传统家具自明朝(1368-1644年)起,就以框架式结构为主要特征,表现了自己的民族性和不同渊源的文化性。在这种框架结构中,最富有特色的是中国的榫卯结构和部件接合方式。
2.3.1 榫卯结构
中国传统家具的接合方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榫卯结构是主要的接合方式。榫,俗称榫头(tenon),指构件上利用凹凸方式相连接处凸出的部分;卯,指插入榫头的孔眼,也叫卯眼(mortise)(或榫眼、榫槽),就是与榫头上凸出部分相连接的凹进部分。榫、卯穿插吻合,采用阴阳互交,凹凸错落,相辅相成的构造原理,形成一个整体。这种结构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技术性和精确性。从木材学和公差配合的角度来考察它的原理,木材是干缩湿胀的一种纤维素材料,弦向干缩通常是径向干缩的两倍,如果卯眼是弦向木材的,榫头是径向木材的,那么卯眼的干缩就是榫头干缩的两倍,则在干缩过程中,榫卯连接会更紧牢; 从公差配合方面来看,如果榫头是负公差,卯眼是正公差,则之间的配合就更紧固。如果榫卯之间再加以适当的胶粘剂,则它们之间的结合就更牢固了。
中国传统家具的榫卯结构类别十分丰富,依榫头的形状来分类,有直角榫、燕尾榫、圆榫;依榫头与方材之间的关系分类,有整体榫(直角榫、燕尾榫)、插入榫(栽榫、走马销);依榫端是否外露来分类,有明榫(透榫)和暗榫(闷榫);依榫头侧面是否外露来分类,有开口榫、闭口榫、半开口榫(长短榫); 依榫肩的切割形式(榫头在方材上的位置)来分类,有单肩榫、双肩榫、多肩榫和夹榫;依榫头的数目来分类,有单榫、双榫、多榫;依榫头与榫眼的角度来分类,有直角接合榫、斜角接合榫。
中国传统家具中的明清式家具多采用优质硬木,质地坚实致密,使用榫卯结构更显优势:“金属的钉子完全不用,鳔胶粘合也只是一种辅佐手段,凭借榫卯就可以造到上下左右,粗细斜直,联结合理,面面俱到,工艺精确,扣合严密,间不容发,常使人欢喜赞叹,有天衣无缝之妙。我国古代工匠在榫卯结构上的造诣确实不凡,这项宝贵遗产值得我们格外重视,认真地加以整理、研究和总结”[12]。
2.3.2 部件接合方式
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对家具结构的接合分为四类:一为基本接合;二为腿足与上部构件的结合;三为腿足与下部构件的结合;四为另加的榫销。《中华民族传统家具大典》(综合卷)则更为详尽地叙述了中国传统家具的部件接合方式。该书把它们分类为:①平板拼合;②镶端结构;③嵌板结构;④角部接合;⑤丁字形接合;⑥直角交叉接合;弧形弯材接合。这些接合方式一是通过榫卯(槽)的连接使窄板变宽,短板变长,充分利用了材料;二是如镶端结构控制了板端部的水分移动,减少了板面的干缩湿胀,从而保证了板面的平整。这些都符合现代木材加工原理。此外,通过这些巧妙的接合方式,例如挖烟袋锅的接合方法,把两根相互垂直的圆材浑然天成地接合在一起,增加了造型的美感。
2.4 用材
中国古代家具自唐代开始繁荣,到明清发展为鼎盛时期。中国传统家具一开始都是就地取材,即使是制作明式家具最为发达的苏州地区当时也是以当地盛产的榉木为家具用材,大量制造供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榉木家具。在苏州、松江一带,曾把这类家具称作“细木家伙”,以示它与传统“银杏金漆”家具的差异。只是随着榉木资源的逐渐枯竭,才开始转用其他木材如所谓红木。红木古往今来,一直没有专指是某一树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对红木都有着不相同的认识。这是红木家具在用材概念上与花梨木家具、紫檀木家具等其他各种优质硬木家具既相同又不相同的地方。所谓“红木家具”恐怕一开始与某一树种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对明清以来出现的优质硬木家具的统称,其用材包括老花梨木、新花梨木(香红木)、老红木、酸枝木等, 它们都程度不等地呈现出棕黄色或紫红色, 当人们无意再去分辨它们是什么树种时,便以一种约定俗成的名称去称呼[11]。但是,自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一种对家具用材物质化的倾向,“隆庆、万历以后,连奴隶快甲之辈,都用细木家具。豪奢之家,连榉木都嫌不够好,要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即鸂.木)、黄杨等材料造的床、橱、几、桌等价值万钱的家具”[12]。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对红木家具情有独钟,出现了一种对材料的偏好。这是中国独有的木文化现象。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实用理性来思考的民族,它注重物质的具象、着重实际的感受和功用,对家具的审美在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上反映出物质化倾向。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体系[14]。
2.5 功能
前文谈到中国传统家具已能够满足古代中国人生产和生活的各种需要,但是,由于当时并没有人体工效学的概念,所以中国传统家具只是从经验上来考虑使用时的方便性和舒适性,如明式圈椅的S形椅背板(Splat),具有撑托腰部的功能而使坐感舒适。不过,明式的各类坐椅,大都追求形体的规整、简洁和优雅,很少考虑坐感的舒适性,反而更多考虑的是“正襟危坐”,从而符合“规行矩步”的儒学伦理规范。
与此相比照的是,少数民族的中国传统家具中对舒适性的考虑较多,如文献15中1.2.1 中列举的水族的矮竹椅和瑶族的茶桌,外形朴拙,但考虑方便性和舒适性较多[15]。
从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考虑,中国传统家具显然不能适应他们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在设计新中式家具中要着重加以“补短板”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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