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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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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8-08-09 10:29:05
摘要:
董玉库先生新著《西方家具集成一部风格、品牌、设计的历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今年一月付梓出版。这是一部大部头的西方家具史著作,厚达514页。李坚院士为此书
董玉库先生新著《西方家具集成—一部风格、品牌、设计的历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今年一月付梓出版。这是一部大部头的西方家具史著作,厚达514页。李坚院士为此书作序。
主体展示:这款产品是专为开放式办公人员打造,方便沟通,简洁开放的设计,让办公空间更显整洁舒适,移动柜的配备让员工可以更好的处理自己的私人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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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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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抽活动柜,一锁三抽柜,告别一锁一抽,三抽共用一锁,不用担心贵重物品丢失。
——《西方历代家具风格》
早年,我曾读过董玉库先生主编的《西方历代家具风格》(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一书,当时我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资料匮乏,与国际的交流甚少,但董先生对西方家具历史的把握与谙熟已令人赞叹。时间过去了20多年,董先生又奉献出这一部新的力作,其内容之丰富、观点之新颖、配图之广博、装帧之精美,实为我国家具出版物之先进。欣喜之余,不觉掩卷沉思……。
家具的本质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深具文化内涵的工业产品,实际上表现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消费水准和生活习俗,它的演变实际上也表现了社会、文化及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认知。家具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具,在现代社会中更成为生活方式的载体。家具的本质决定了我们怎样去思考它的过去和未来。因为现代人是这样一种人,他是站在过去和未来的桥梁上的人,既背负着传统,又展望着未来。
董玉库先生在该书中用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图文并茂地为我们娓娓道来西方古典家具演变的历程:
在第一章至第六章中,我们了解到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直到中世纪的家具,然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巴罗克、洛可可及以后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等,17和18世纪资本主义的发生和19世纪的发展成熟(自从15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欧洲向美国的殖民以后,西方也就包括了美国)使家具的各种流派呈现出明显的风格,它们不断地交融和替代,但在总体上呈现出进步并臻于完善的过程。在该书的这些章节中,我们明显地看到一条线索贯穿其间,即西方的建筑对家具的影响,因为“当时的社会分工,建筑、室内、家具属于大一统的艺术范畴,建筑师掌控了家具的设计和制造,家具浓缩了建筑的精华,建筑影响到家具,家具呼应了建筑,实属必然的现象。”同时也提醒我们,“若想了解西方古典家具,必先理解西方古典建筑之概貌;若想谙熟西方古今家具,必先通晓西方文化之精髓。”董玉库先生苦心孤诣的研究为我们贡献了他的真知灼见。
接着我们在第七章中读到了“现代家具的探索”,它肇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托耐特的弯曲木家具开始,英国最初提出了工业设计的思想及至莫里斯的工艺美术运动,直到后来一系列在设计理论方面的探索如新艺术运动、英国格拉斯哥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等,最终由风格派和包豪斯在20世纪的30年代确立了现代家具设计的基础,现代家具开始形成。作者在第8章中对上述学派着墨甚重,其中对俄罗斯构成派的论述尤为新颖,过去的著作对此很少提及。读来令人兴味盎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现代家具进入了发展时期,从40-50年代的重构形成当代主义风格,到50年代的有机形态家具,60年代的新现代主义及流行艺术风格家具,70年代的工业风格或高技术风格,80年代至90年代的多元风格并存时期,在21世纪,生态家具成为一个新的潮流加入到多元风格的行列中来。
我们不难从中看到,在工业设计思想和现代设计思想产生的过程中,西方的家具业在理论和文化上进行了充分的探索和研究。这可能是为什么欧洲和美国的家具设计师能人才辈出,各领风骚的原因。
值得注意是,《西方家具集成—一部风格、品牌、设计的历史》全书514页,从第9章至最后一章第10章所占的页数为276页,超过了全书的一半还多。这两章浓墨重彩地“……介绍了近百年来著名家具品牌、设计师及其作品,力求通过家具品牌的兴衰过程,为家具企业管理者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通过设计师的作品,让普通民众也能够享受到西方家具的精彩篇章,真正体现出家具让生活更加美好的意义。”作者为中国家具品质的提升,为中国成为家具强国的深长忧思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见诸笔端,跃然纸上。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家具已与家电、服装、汽车并列为四大消费品之列,现代家具已经进一步演变为全球性的商业贸易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创新设计和著名品牌的竞争。因此,品牌、创新设计在家具业的发展中其地位非同寻常。从本书的篇幅设置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作者把“北欧现代家具”单独立为一章,详细地介绍了丹麦、芬兰、瑞典和挪威的设计师,各个著名的设计师都专列一节细细道来,而对各公司的介绍,也是了如指掌,翔实细致,资料性极强,给了读者丰富的养料。继后的最后一章“现代家具的发展”更是横跨大西洋,从美国谈到欧洲,历数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瑞士、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和其他国家,最后又回到我们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这些国家的设计师、公司和品牌都给了我们许多可供借鉴的生动案例。本书的最后一节“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观点令人击节,在本书最后的一段话中说:“后现代主义于1960年代出现以来,对传统的现代主义设计形成了一股冲击势力。特别是1980年代成立的孟菲斯组织,成为后现代主义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虽然孟菲斯组织已经曲终人散,但绝对不能说明后现代主义迎来了终点,更不能说后现代主义走向坟墓。后现代主义设计为传统设计敲响了警钟,使设计突破了原有的狭隘框框,赋予工业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传统现代主义设计与后现代主义设计之间经过几十年的磨合,互补及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两者的区别日益模糊。不能说后现代主义设计改造了传统设计,只能说现代主义设计走向更加成熟。”这是十分正确和深刻的见解。英国著名家具史家彼得•费耶尔夫妇(Charlotte & Peter Fiell)在其名著《现代家具经典》(Modern Furniture Classics)中曾这样描述“设计”:“ 设计这个术语被用来描述许多需要经历创造性过程的东西。查尔斯•伊默斯(Charles Eames)是这样解释“设计”的:‘它是一个安排各种要素的计划,以最好地达到一个特殊的目的。’这是一个经典的定义,必然是十分理性的。由现代运动倡导的理性主义设计原则提供了20世纪设计的基础。
然而,在一个时代被认为是十分理性的设计,到了另一个时代就可能被认为是反理性的设计。实际上,本世纪家具设计的历史由两个派别主导: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时髦与设计背道而驰,可以认为是反理性的。功能主义和工业生产是设计最关心的,而美学则集中考虑风格的问题。新的风格从反对过去的风格中脱胎而来,“波普派”反对20世纪50年代“优秀的设计”,“高新技术风格”则是对“波普派”及后来的其它派别的反动。
由于设计总是短暂的,所以真正固定的或绝对的设计是不存在的。虽然特殊的设计只能解决特定历史时期的问题,但是仍有可能把它说成是“经典的”。经典的家具比它所处的时代的其它家具设计得更具远见或更好。它表现了使设计和风格具有特点的具体目标与拥有经久的审美价值或功能主义之间取得和谐的平衡,它强烈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在费耶尔夫妇看来,设计至少有几层含义:首先,设计是创造性的活动;其次,它是一个有特殊目的计划;第三,现代设计分为理性的和反理性的,它们的地位又常常是互易的;第四,虽然设计总是转瞬即逝的,但它如果在设计的具体目标和经久的审美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它就可能成为“经典”。对比董玉库先生的观点,我们看到了东西方学者的“异曲同工”和中国学者对设计中“轮回”现象的睿智理解。
如果说,对这部鸿篇巨制的家具史书还有什么感到遗憾之处的话,也不忌“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第四》)之讳,略提一二:
1)人类的主要文明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对家具的发展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伊斯兰的艺术深受拜占庭和波斯的影响,但它是兼容并蓄的。总的来讲,伊斯兰的艺术十分强调纯直观的设计,撇开宗教方面的因素,它们十分抽象和非写实。正因为如此,与工业化前的任何艺术门类相比,伊斯兰的艺术通常都显得更世俗, 更“现代”。更有趣的是,伊斯兰文明对西方世界来说,其中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而存在,结果刺激了西方世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不管是西方的家具史著作,还是东方学者如董玉库先生的这本著作,似乎都对此讳莫如深,只字不提。这是不公平的。窃以为,在有关家具史的著作中应该充分肯定伊斯兰文明对家具,特别是对西方家具的影响,这样除了在更易于领会西班牙家具的审美特点以外,还可以看到人类文明这条浩瀚的长河中的朵朵浪花。
2)同样感到此书在描述中匮乏和薄弱之处的是对俄罗斯家具历史的介绍。虽然在前面提到过书中有一节谈到俄罗斯的构成派,但毕竟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内容不够和苍白的。在俄罗斯历史上,最初形成的文明形态是9至13世纪基辅罗斯时期的“欧俄文明”,它属于欧洲文明的延伸和次生形态。然而随着蒙古人的入侵和金帐汗国的统治,这一西方文明的自然历史进程打断了,它同亚洲文明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欧亚文明”或“东西方结合部文明”,这成为俄罗斯文明转折的关键。此后数百年来,尽管俄罗斯不断坚持要融入“西方”,但总是不为欧洲人所容。在西方看来,俄罗斯的“西化”是一个怪胎,无论是彼得的改革,还是叶卡捷琳娜至后世的苏联的道路,都是在使俄国在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同时进一步强化独裁权力,加强俄罗斯的“亚洲特性”。西方的这一认识即使在冷战后也没有改变。著名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在其历史巨著《欧洲历史》中就曾写道:“500多年来,定义欧洲的核心问题,始终在于是否应将俄罗斯包括在内。”因此西方家具史著作对俄罗斯同样保持着居心叵测的缄默。在这方面,所有正直的学者应该来划破这种“寂静”,为人们给出一个明晰的解说。因为正是俄罗斯兼具了东西方文明的特质,从而从中更易解读这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为文明的对话找到中介。批评至此,似乎对董先生过于苛求,因为本书毕竟是家具专业的著作,而不是文化学的专著。只能以“爱之越深,责之越苛”以求董先生的谅解了。
董玉库先生以文化的形式来评估家具的价值,见诸于这本著作之中。读者们不妨静下心来,细细地品尝其中的况味。斯以为对此书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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